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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程序瑕疵婚姻效力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婚姻登记机关不能成为民事婚姻效力纠纷的被告。由登记机关当被告，甚至当“无责被告”，偏离了行政审判宗旨。行政诉讼程序不具有审理瑕疵婚姻效力纠纷的 “合法资格”。行政诉讼时效、审查对象、判断标准等均不适用瑕疵婚姻效力纠纷。“即墨案”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属于定性错误。其诉讼程序明显存在问题，实体判决也有待研究，属于程序和实体均有瑕疵的案件，不能作为“案例指导”供司法效仿。
【关键词】瑕疵婚姻效力纠纷；民事纠纷；行政诉讼
2012年7月26日《人民法院报》（第06版“案例指导”）刊登了《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的结婚登记应予撤销——山东即墨法院判决高萍丽诉即墨民政局结婚行政登记案》（下面简称“即墨案”）。但笔者发现“即墨案”的处理存在诸多法律障碍和理论障碍，是一个有明显瑕疵的案件，将其作为“指导案例”，容易造成负面影响，有必要对其存在的问题予以澄清。
【案情回放】
2005年12月27日，原告高萍丽与第三人“张振哲”（化名）双方自愿到被告山东省即墨市民政局申请办理结婚登记，被告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的规定，要求当事人出具了当事人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和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经审查认为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为原告和第三人颁发了（2005）青即结字第007567号《结婚登记证》。后“张振哲”下落不明，经公安机关证实没有“张振哲”的身份信息，其使用的户口簿、身份证在公安机关没有登记，该人的真实身份不明。
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高萍丽与第三人“张振哲”申请办理结婚登记，被告依据《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要求当事人出具了相应的证件和证明材料，并作了形式上的审查，认定原告和第三人的申请符合婚姻法的规定，予以登记并颁发结婚登记证，该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后因“张振哲”下落不明，经公安机关查证第三人“张振哲”使用的户口簿、身份证是虚假的。“张振哲”的行为是导致被告错误认定原告和第三人的结婚登记申请符合婚姻法的规定，即被告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撤销。2012年1月6日，法院（2011）即行初字第30号判决：撤销（2005）青即结字第007567号《结婚登记证》。
【法理透视】
“即墨案”具有代表性，可能在许多人看来这样处理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无论是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这个案件都存在问题，尤其是在程序上存在明显的法律障碍和法理障碍。限于篇幅，这里主要讨论程序瑕疵婚姻是否属于行政案件，能否通过行政诉讼解决。
一、“即墨案”定性错误
瑕疵婚姻效力纠纷不属于行政案件,瑕疵婚姻效力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将其作为行政案件处理属于定性错误。
（一）“即墨案”定性错误之原因
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之所以把登记程序瑕疵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主要是存在四大误区：
1、误判婚姻登记是行政许可或单纯的行政确认行为。实际上，婚姻登记是民事登记；婚姻登记不是一种单纯的行政确认行为，而是婚姻当事人与登记机关共同完成的“婚姻宣示”(公示)行为。我国《澳门民事登记法典》和外国的民事登记法，都明确规定婚姻登记是民事登记。
2、误判行政确认行为所产生的案件都是行政案件，或者认为民事婚姻关系经登记后就变成了行政性质。实际上，行政确认行为所产生的案件并非行政案件，民事婚姻关系经登记确认不能改变其民事性质。在国外，经民事登记的婚姻称为“民事婚姻”，具有民事法律效果，产生民法上的婚姻权利义务关系。没有经民事登记的“事实婚姻”或“宗教婚姻”等，一般不产生民事婚姻的法律效果。
3、误判登记程序瑕疵婚姻纠纷争议的标的是婚姻登记行为。而实际上，登记程序瑕疵婚姻争议的真正标的是婚姻关系及其效力。
登记程序瑕疵婚姻纠纷，当事人所争议的并不是婚姻登记程序违法与否，而是登记程序违法是否影响婚姻的效力，能否产生婚姻的法律效果。判断瑕疵婚姻的效力虽然也涉及到婚姻登记程序违法与否问题，但登记程序违法与否，只是用以主张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的事实和理由，而不是争议标的，其真正争议标的是婚姻关系及其效力，即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有效。
但长期以来，由于民事诉讼拒绝受理瑕疵婚姻效力纠纷，当事人在通过民事诉讼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被迫采取“曲线救国”的行政诉讼路线。而在行政诉讼中，只能将“登记行为”作为婚姻登记程序瑕疵纠纷争议标的，并将登记行为的“合法性”作为判断标准。这实际上转移了此类纠纷的真正焦点，歪曲了此类纠纷的基本性质，使瑕疵婚姻无法得到正确评判。
4、误判对瑕疵婚姻效力的判断属于行政诉讼审查范围，不属于民事审理范围。恰恰相反，对婚姻效力判断属于民事审理范围，不属于行政诉讼审查范围。
上述错误认识，就是导致“即墨案”定性错误之原因，也是该案上榜“案例指导”的原因。登记程序瑕疵婚姻效力纠纷的基本性质属于民事性质，我在《对最高法、北京、浙江4个瑕疵婚姻诉讼程序规定之批判》和相关文章中有比较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下面仅就婚姻效力判断为什么不属于行政诉讼审查的范围，作一些简要补充说明。
（二）程序瑕疵婚姻效力纠纷不属于行政诉讼审查的范围
1、程序瑕疵婚姻效力属于民事性质纠纷
根据婚姻法和婚姻法理，我国不同效果的婚姻形态可以分为五种：即有效婚姻；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不成立婚姻；程序瑕疵婚姻（简称“瑕疵婚姻”）。瑕疵婚姻与其他婚姻形态相比，都是婚姻登记的产物，可谓“一母所生”。而有效婚姻、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不成立婚姻，其性质都是民事性质，瑕疵婚姻不可能成为“杂种”而演变为行政案件。否则，在法理上无法解释。
同时，从每个具体瑕疵婚姻可能产生的不同法律效果来看，它只能是有效婚姻、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不成立婚姻中的一种。那么，无论某一具体瑕疵婚姻属于哪一种婚姻形态，都与民事存在血缘关系，不可能发生异变而成为行政案件。
在国外，有效婚姻、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不成立之婚姻等都是民事案件。我国的有效婚姻、法定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等，也是民事案件，而瑕疵婚姻怎么就成了行政案件呢？
而且，如前所述，瑕疵婚姻所争议的标的或焦点是婚姻关系及其效力，属于民事性质，民事性质的纠纷属于民事案件，应当通过民事诉讼解决。通过行政诉讼解决民事案件不仅越权、越位，丧失行政诉讼的价值，而且也难以有效地解决此类纠纷。
2、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不适用瑕疵婚姻
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或标的是婚姻“登记行为”，而瑕疵婚姻的真正诉讼标的是“婚姻关系”。行政诉讼所要解决的是登记行为违法与否，而瑕疵婚姻所要解决的是违法瑕疵是否影响婚姻的成立或效力。行政程序对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判断，并不能解决瑕疵婚姻的真正争议，只能是“隔皮瘙痒”，无法完成应有的诉讼使命。如婚姻登记存在违法，其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单纯从登记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上难以作出判断。因而，“登记行为”不能成为瑕疵婚姻判断的对象。例如崔先生1987年跟妻子结婚，1997年为了给小姨子办城市户口，妻子逼着他跟小姨子领取结婚证，那时没有电脑查档，没被发现崔已婚。2006年崔妻去世，2007年崔再婚时，被登记员查电脑发现他在1997年已经与小姨子“结婚”了。崔与小姨子的婚姻是否成立，显然无法从“登记行为”程序上判断，而要从双方有无结婚意思和婚姻事实等实质要件上判断。
3、行政诉讼的判断标准不适用瑕疵婚姻效力纠纷
行政审判对瑕疵婚姻的判断标准是“形式合法性”标准，即对登记程序或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判断。而瑕疵婚姻的真正判断标准是“实体合法性”标准，即从婚姻的本质或实质上判断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 婚姻登记程序是否合法与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是两个层面的法律问题。行政程序对瑕疵婚姻“登记程序的合法性”判断标准与婚姻实质上是否成立或有效的判断标准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标准。婚姻登记程序合法与否，与婚姻关系成立或有效与否是两回事。根据登记程序违法与否的标准，不能得出瑕疵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的正确结论。具体说，登记程序不合法，婚姻则可能成立或有效；登记程序合法，其婚姻也可能不成立或无效。如虚假结婚，其婚姻登记程序不违法，但婚姻不成立（前例中崔先生与小姨子的婚姻即是）；他人代理婚姻登记，其登记程序违法，但只要不违背结婚当事人意愿，其结婚则成立有效。重婚、未达到婚龄、患有禁婚疾病等登记结婚都是违法的，但结婚后上述情形已经消失者，其婚姻仍然有效。因而，婚姻效力的判断标准，不是登记程序违法与否，而是婚姻法关于婚姻是否成立和有效的要件，登记程序合法与否的标准不适用瑕疵婚姻效力纠纷。行政诉讼对婚姻登记程序合法性审查和判断，难以正确有效地解决程序瑕疵婚姻。
二、婚姻登记机关不能成为瑕疵婚姻效力纠纷的被告
行政行政诉讼解决瑕疵婚姻是“牝鸡司晨”，存在诸多弊端。对此我在《婚姻登记效力纠纷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一文中作了介绍。这里仅结合“即墨案”再谈一下婚姻登记机关能否成为成为瑕疵婚姻效力纠纷的被告。
（一）婚姻登记机关当“无责被告”偏离了行政审判宗旨
在“即墨案”中，法院明确认定婚姻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是：“该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那么，在“即墨案”中，婚姻登记机关显然是当“无责被告”。 将行政机关无过错的案件纳入行政审判，完全违背了行政审判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宗旨，偏离了行政审判应有的意义和价值。
这完全是把行政审判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演变为行政机关当行政诉讼的“虚拟被告”或“桥梁被告”，以便制造一个完整、合格的行政诉讼案件。因为没有行政机关作被告，就不可能有行政诉讼案件。为了使这类案件成为行政诉讼案件，不得不将没有过错的婚姻登记机关作为行政诉讼的“桥梁”，搭建行政诉讼的平台，实现行政诉讼形式上的圆满。正如民政部门所说，行政诉讼的解决方式使婚姻登记部门“无罪无错”却成为“司法大堂的陪绑者”。
更重要的是，把婚姻登记机关绑架到司法中来，只是为了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解决当事人的民事婚姻关系，这不仅使诉讼复杂化，浪费行政司法资源，也使行政诉讼变调、变味、变质。因而，这种行政诉讼已经失去了行政诉讼应有的意义。
婚姻登记机关当“无责被告”的现象具有普遍性。其中最典型是当事人在公安机关办理虚假户口或身份证后，利用该证件进行婚姻登记；或者公安机在办理户口或身份证时，因工作疏忽造成身份信息错误，当事人使用错误身份信息进行婚姻登记。由此产生的婚姻效力纠纷，则都成了婚姻行政案件。这里只列举几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典型案例以加证明。
1、张某（男）是A省人，李某（女）是B省人，两人结婚时，李某不到婚龄。张某家人为了能使李某登记结婚，张某家人找到村长，送了礼，让村里开了虚假的身份证明等手续，李某顺利的在A省当地公安机关办理了户籍，并又办理了一张身份证。但李某在B省的户籍并没有迁往A省，原身份证与这次身份证除照片外均不相同。双方使用李某的新户籍和身份证在A省办理了结婚登记。
2、广西宜州北山镇板敢村的韦氏姐妹，因不识字身份证办理错误。法院认定民政机关已尽到了法定的审查义务，并无过错。但仍撤销了婚姻登记。
3、文成县女青年赵某与其胞妹到辖区派出所办身份证，结果粗心的办证人员将赵某与其胞妹的照片贴错了，两人领取身份证也就将错就错，没有要求更换。之后姐妹均使用错误身份进行婚姻登记。赵姐婚后生育一子女，后因性格不和引起婚姻纠纷。 法院不仅撤销了赵姐的婚姻，还认为赵妹的婚姻亦属无效婚姻，向县民政局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将赵妹的结婚证予以撤销。
4、来宾市兴宾区石牙乡阿芳（化名）的第一张身份证是1983年在当地派出所办的。当年领证时，她就发现身份证出了错：她的相片贴到了阿梅（化名）的身份证上，而阿梅的身份证却贴着了她的照片。正好两人是好的朋友，后来两人私下商量，互换身份证使用。1994年阿芳与覃某结婚。2003年重新换证，阿芳恢复原来的身份。2007年后阿芳与老公感情上出了问题，阿芳向老公提出离婚，老公则以身份不符否认双方存在婚姻，因此引起婚姻效力纠纷。
5、江西省吉安县一女子在公安办理了一个虚假的临时身份证，然后用其结婚；等等。
这类案件举不胜举。象类案案件，民政机关有什么过错，它不信公安机关的证件又应该信谁呢？
还有一些人为了复读、升学、转学、考学等使用他人身份信息，然后参加工作、结婚等继续使用他人身份信息，婚姻登记机关又怎么能够发现？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当事人私自伪造假结婚证、假离婚证，这根本就不是行政行为，但为了审查结婚证、离婚证的真假，确认婚姻效力，婚姻登记机关也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真是荒唐之极！
上述案例是婚姻登记机关明显没有过错的案件。还有一些婚姻登记纠纷，是当事人自己伪造的虚假身份信息，婚姻登记机关尽到必要审查义务，事实上也过错，但仍然被牵强附会的认定为有过错而成为被告。
（二）登记机关有过错也不能成为婚姻效力纠纷的被告
婚姻登记机关有过错，也不能成为婚姻效力纠纷的被告，这主要是因为婚姻效力纠纷属于民事纠纷。
如前所述，瑕疵婚姻的基本性质属于民事性质，瑕疵婚姻所争议的真正标的或焦点也是婚姻关系及其效力，属于民事争议。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应当将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因而即使婚姻登记机关在婚姻登记中有过错，婚姻登记机关也不能成为瑕疵婚姻效力纠纷的被告。
这里不妨做一个比喻，法院对判错的案件有过错，但当事人如果不是要求追究法院赔偿等责任，而是要求纠正或重新审理确认原判是否正确，法院能否成为该案的被告或起诉的对象？当然不能。只有在当事人要求追究法院赔偿或相关责任时，法院才能成为起诉或控告的对象。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争议，只能以利害双方关系人作为当事人。否则，案件就无法审理或无法得到正确审理。
（三）正确划分婚姻登记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的界限
共青团中央


共青团中央转发团中央宣传部《关于广泛开展婚事新办宣传教育活动的意见》
(1981年11月21日)



共青团中央通知：

　　团中央宣传部《关于广泛开展婚事新办宣传教育活动的意见》，已经团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研究，抓住时机，迅速落实。希望城乡各级团委在党委领导下，密切配合妇联、工会组织，主动取得宣传、民政、商业、司法及党的纪律检查部门的支持和指导，把这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青年、有利于千家万户的事情办好。

　　近年来，城乡婚事大操大办的风气愈演愈烈，在群众心目中已经成为一大“社会公害”。据武汉抽查，八十一对男女青年结婚花费十七万元，平均每对二千一百元，这在全国仅属中等水平。上海黄浦区二十八家饭店去年共办结婚酒席七万七千桌，今年将达十四万桌，增加近一倍。农村包办婚姻和变相买卖婚姻严重回潮，借婚敛财的现象多所发现，各种婚姻陋习和封建迷信也沉渣泛起。这股歪风的蔓延，严重影响了青年的切身利益、家庭关系和社会风气，酿成不少个人悲剧。湖北蕲春县自去年以来，因备不齐彩礼而解除婚约的有七百七十二对，因反抗包办婚烟外逃的有八十七人，被迫自杀的有四十五人，因筹措财礼而犯罪的二十三人。“过去养儿怕抽丁，现在养儿怕娶亲”。群众强烈不满，却又难于抵制；许多党员、团员、干部明知不对，但无法摆脱，也只好忍痛随俗。目前，我国正进入婚龄高峰，结婚“旺季”将到。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一年间出生的婚龄青年近一亿五千万。北京今年上半年结婚的青年共十万八千对，比去年同期增加四万五千对。天津预计，明年元旦、春节期间结婚的青年将达六至七万对。足见此事牵动面之广，煞歪风、除旧气非大抓一下不可。

　　在最近中宣部、团中央召开的十二城市宣传部长和团委书记“五讲四美”活动座谈会上，各地同志一致认为当前很有必要集中一段时间，掀起一个浪潮，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提倡婚事新办、反对大操大办的宣传教育活动。为此，我们提出如下意见：

　　一、从十二月起发动，以明年元旦、春节前后为高潮，用两三个月时间集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从团中央起，各级团委和团的基层组织都要以此作为一九八二年“五讲四美”活动的第一个浪潮，作为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倡导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一件大事来抓。重点放在提倡婚事新办的新风，煞住大操大办的歪风；同时，也要宣传维护青年的正当权益，大声疾呼地反对农村中的包办、买卖婚姻以及拐骗、贩卖妇女的犯罪行为。城乡都要形成一定声势，力求做到家喻户晓。首先阻止不良风气的蔓延，进而为社会主义家庭婚姻道德的进一步确立和婚姻嫁娶新风的进一步发扬打下基础。

　　二、向群众做好宣传工作，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这次活动，对广大青年及其家长，主要是通过宣传《婚姻法》、婚事新风和正确的婚姻观，进行正面教育。要宣传、表彰那些在婚姻问题上情操高、心灵美的典型，同时也要批评、解剖一些反面事例，在树新风中煞歪风。要反复宣传婚事新办既有利于个人幸福和家庭和睦，也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宣传婚姻是纯贞爱情的结合，婚姻自主是男女青年不可剥夺的权利；宣传婚姻要以共同的理想和劳动为基础，不能以金钱来提高个人的“价值”和地位；宣传婚姻、家庭问题的有关政策和党、政府、群众团体对青年婚事的关怀。近期内，妇联、工会、团中央等单位拟联合发出深入宣传、贯彻《婚姻法》的通知。团中央还将就倡导婚事新办向全国共青团员和团的干部发一封公开信。希望各报、刊、电台、电视台，在日常宣传的基础上，陆续发表文章、通讯，组织专题报导，在元旦、春节之前有一个相对集中的宣传声势。基层单位要运用广播、板报、墙报、画廊、橱窗，突出宣传婚事新办。文艺工作者、业余文艺爱好者可举办曲艺专场、相声晚会，或通过电视剧、漫画、摄影等多种形式广泛进行宣传。

　　三、倡导婚事新办一定要实事求是，合情合理。我们的出发点是关心青年，保护青年，帮助青年本着“文明、节俭、热闹”的要求，把他们的“终身大事”操办得更好、更有意义。有量力而行的前提下适当把婚事办得好一点，是可以的。要划清购买必要的生活用品和铺张浪费、赠送纪念品和凑“份子”、亲友间正常的馈赠和大要彩礼、民族风俗和陈规陋习等界限，各地、各基层单位要总结群众喜爱的一些新婚仪式，如集体婚礼、短途旅行结婚、团组织主持家庭婚礼、婚姻介绍服务部门帮助举办婚礼等，应因人制宜加以采用和推广。对履行登记手续而不举行婚礼的青年，要给予支持。还可以组织青年之间的互助，为准备结婚的男女青年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如帮助整理、粉刷新房、制作家具等。对一些应当解决团组织又无力解决的问题，应积极向有关部门反映，提出建议。

　　四、团的组织、团的干部要充分发挥组织作用和带头作用，团的干部要做婚事新办、移风易俗的模范。每个基层团委、团支部要作好调查、摸底，对本单位元旦、春节期间准备结婚的青年及其家庭情况，都要心中有数。逐个进行家访，上门去做工作，必要时请党政负责同志出面召开家长、青年座谈会进行宣传解释，帮助做好安排。如果发现买卖、包办婚姻和拐卖妇女、抢亲、换亲、订童养亲等，要站出来进行斗争，维护青年正当权益，协助有关部门妥善解决。还要逐步制定和完善婚姻家庭道德规范，经过群众讨论，把婚事新办订入有关的行为守则和乡规民约，使之逐步成为群众的自觉习惯。

　　五、在党委领导下，主动争取政府各部门、社会各方面关心、支持青年的婚姻自主和婚事新办。一些地方党政负责同志出面为集体婚礼主婚，效果很好。一些领导干部为子女节俭办婚事，带头树新风，社会反应较好。只要党委重视，各有关部门、群众团体互相配合，问题并不难解决。建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抓好党员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对借婚剑财、干涉婚姻自主、大操大办造成严重后果者要严肃处理。希望商业、交通部门处理好增加收入与倡导新风的关系，积极支持婚事新办，如规定不准动用公家机动车辆送嫁妆、接新婚，招摇过市；婚礼退酒席免收手续费；为晚婚和婚事新办者提供旅游优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