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报2004年卷烟产量、结构预测和烟用丝束分配量调整建议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0 17:25:27 浏览:8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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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报2004年卷烟产量、结构预测和烟用丝束分配量调整建议的通知
关于上报2004年卷烟产量、结构预测和烟用丝束分配量调整建议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深圳市烟草物资部门：
为进一步做好2004年烟用丝束的供需平衡，实现保障有力、库存合理，请你们根据国家局下达的卷烟生产计划，结合今年1-4月本地区的生产实际，将今年卷烟产量、结构和烟用丝束需求量的变化情况报我公司业务一部，便于完成全国丝束分配方案的调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卷烟产量以国家局2003年下达的卷烟生产计划为依据，预测本地区的卷烟可能的产量和结构，测算2004年全年醋纤嘴烟、丙纤嘴烟的生产量。
二、根据对产量、结构的预测，对照我公司2003年11月18日下达的《2004年烟用丝束预分配量通知单》，提出烟用丝束(醋纤丝束、丙纤丝束)分配量的调整建议。
三、若联营加工卷烟，计划列入外省但本省供应滤嘴棒的，必须把省外的加工单位、产量和品种(醋纤嘴烟、丙纤嘴烟)进行详细说明。
四、直接从有关企业购入特殊滤嘴棒或进口滤嘴棒的，请列出全年的购入量。
五、鉴于卷烟生产计划的严肃性，在预测年度全省卷烟产量时，请你们务必与计划部门沟通，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保证预测、测算数据的依据更加可靠、科学。
六、丝束既是卷烟生产的重要物资，又是烟草专卖品。请你们在预测、测算工作中，认真分析、仔细求证，帮助我们共同做好全国预测、测算和分配方案的调整工作，更好地为行业的卷烟生产服务。
七、请各单位务必于2004年5月15日前将附表填写后报我公司 (报出前先传真)。
联系人：沈云龙，电话：01063605091，13901151296；传真：63605130。
特此通知
二○○四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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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政程序违法的现状分析
李俊杰
行政行为必须走向程序化是“行政法治”的法制建设价值取向的要求,行政程序违法及其法律后果是司法审查中的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论题。本文探讨了行政程序违法的表现,在此基础上与实体违法进行了比较,最后借鉴国外做法提出了对行政程序违法进行司法审查。
一、行政程序违法的表现
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经历若干步骤,采取一定形式和方法,在法定期限内,按一定顺序完成的过程。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尚未有统一规范的行政程序法,加上一直以来“重实体,轻程序”传统思想的影响,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不重视行政程序,甚至违反法定程序的现象时有发生。常见的程序违法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步骤欠缺。即某行政法律行为的作出应依行政法规规定的步骤进行,但行政主体违法而未采取或履行相应的步骤。法律通过规定行政程序以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轨迹,为行政主体设定相应的程序性义务,作为行政主体必须按部就班、不折不扣地履行,其中就包括行政程序不得跳越,即行政主体不能遗漏、疏忽法律预先设立的行政程序而进行活动,否则势必会侵犯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影响法律的公正与严肃。
2.顺序颠倒。即行政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先后顺序作出行政行为而构成的违法。行政程序是由若干个步骤、阶段在时间上延续所构成,如同链条一环紧扣一环,从而保证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主体的活动顺利进行,因而行政程序不得颠倒,即行政主体不能先进行后面的行政程序,再进行前面的行政程序,否则将会导致行为无效。
3.形式违法。即行政法律行为的作出应当采取某种法定形式而未采取,或采取了法律禁止的形式,构成程序违法。随着行政法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行为的法定形式的要求也愈加严格,一方面是为了监督行政主体的执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然而,由于我国的行政法规建设起步较晚,人们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以致现实生活中违法现象时有发生。
4.时限违法。即行政法律行为的作出超过法定的时间限制,从而构成违法。为了保证行政活动的高效率,行政程序的各个环节应当有时间上的限制,如《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而在我们“依法行政”的建设过程中,行政主体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操作的现象并不鲜见,如行政主体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给予当事人充分答辩时间和出席陈述时间;或未按法定期限作出裁决,既不通知当事人也不经批准延期的;或已过追诉时效仍追究相对人法律责任的等等。
二、行政程序违法与实体违法的法律后果比较
行政实体和行政程序是同一行政主体行为的两个方面,它们彼此联结,相互依存。前者是行为的内容,后者是行为的形式。行政行为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同时受到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的规范,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有差别。实体法决定着行政主体的资格与存在,违反了实体法,意味着主体资格的不合法,因而必然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程序法不能直接决定主体的资格与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程序法不重要。由于行政主体行使实体权力的形式如何对行政是否科学和民主有极大地影响,因而法律通过规定行政程序以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轨迹,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但行政程序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对于违反行政程序的后果或责任承担方式,也应该因行政行为的不同、程序要求的不同而有所区别。那种认为违反程序的行政行为一律无效的观点是片面的。 我们还需要明确的是程序违法中对相对人权益并无影响的情形,一般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但这决非意味着这种违法行为就不受追究。现代法治的要求是违法必究,程序法也是法,违反它也应承担责任,尽管世界各国对这种情形下的法律责任少有明确规定。我国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该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违反法定处罚程序的,由上级机关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项规定为追究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提供了依据。那种以为“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的责任即是行政行为无效”的观点,是不符合行政法理的,实践中也行不通,而由此得出的“行政行为不因程序违法而导致无效是行政程序法律责任不独立”的结论也是不正确的。其原因在于没有把握行政程序的实质,并混淆了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的概念。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实体违法的法律后果有如此差异,似乎与我们前面所言的程序的重要性、程序的价值目标不相符合。但我们认为,这正是实体法与程序法区别之所在。实体正义、程序效率都是法的正义的重要内容。那种主张违反程序的行政行为一律无效的想法或做法,一是容易放纵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丢失实体正义;二是行政机关不得不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影响行政效率。因此,我们还是应当对实体与程序的正义价值进行具体的衡量取舍,以期更加符合法的正义的要求,提高法的正义的质量,这种对于违反程序的行政行为采取灵活处理的做法其实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
三、对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
1.对行政程序违法进行司法审查的程序
(1)审查法定步骤。步骤是程序的重要要素,任何行为都必须按照法定的步骤来进行,否则就可能造成程序违法,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被裁决拘留的人或者他的家属能够找到担保人或者按规定交纳保证金的,在申诉和诉讼期间,原裁决暂缓执行。这里就有一个法定步骤,即公安机关作出拘留裁决后,要告知被拘留人是否要求提供担保,如果公安机关不执行这一步骤,作出裁决就执行拘留(实践中此类情况常有发生),这种跳跃式的执法行为,就是违反法定程序。(2)审查法定顺序。这一点要求行政程序中不能出现顺序颠倒,也不能出现顺序混乱。例如,行政主体在进行有关执法时必须按顺序表明身份、说明理由、采取相关措施、作出行政决定,并将有关决定交付当事人,还要告之当事人有关权利。如果违反了这一顺序,将会导致程序违法,又如《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这既是对被告诉讼权利的限制,也是为了防止被告以颠倒步骤顺序取得的证据证明其行为合法。
(3)审查法定形式。一定的行为必须以相应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书面形式、口头形式等,若某一行为不按法律规定的形式来进行则属程序违法,如《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行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未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第49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39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通常,对外行使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行为都应当是要式行为。
(4)审查法定时效。行政程序遵守法定的时效,是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法治的高度讲,有行为就有相应时效,而且这种时效是具体的、法定的,违反了法定时效,同样会导致程序违法。
2.对行政程序违法司法审查的结果
对于违法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处理结果,学术界及司法界都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只要行政程序违法,不论实体处理是否合法,均应判决撤销。有的认为,只要实体处理合法,程序违法,但未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力,应予维持,不过应在判决书中指出其程序违法。有的认为,只有程序严重违法,才能撤销,一般违法且未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侵害的,一般应予维持。
在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行政程序法中都有些“适当宽松”的规定,即对某些“暇疵”的行政行为予以补正。比如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4条规定了行政行为具有严重瑕疵的,包括程序严重瑕疵的,为无效行政行为;在撤销和无效两种纠正方式外,第45条则对“不导致第44条规定的对程序或形式的违反”的行政行为则可视为补正。此外,德国程序法典中还有对某些有程序或形式暇征的行政行为只要其对实体决定不具影响力可不予撤销的规定。又如在奉行“法律程序至上”原则,视“正当法律程序”为法律生命所在的美国也并不是任何违反程序的行为都会导致行政行为无效的后果。在行政机关制定法规时,“除非有特别法律规定,制定规章基本上是行政机关自己的事,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否则,不得以行政机关在颁布某项规定以前没有举行听证会,没有与受此规章影响的各方协商或通过其它方式征求他们的意见为由宣布规章无效。目前,我国法律意识整体水平不高,行政程序意识在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中普遍需要提高,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行政程序违法司法审查的结果规定既不宜过于严格,也不宜过于宽松,而宜作一些具体情况与类型的区分。
概括说来,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应以公正和效率为标准。如果违反法定行政程序的行政行为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当认定无效,并依法予以撤销;如果行政行为违反行政程序,但并没有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影响微小,可不认定该行政行为无效。具体说来,对违反法定行政程序可分以下几种情况作不同处理:
(1)对于任意性行政程序,行政机关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自主选择。这种选择只要不违反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即不影响该行为的法律效力。如果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自主选择的程序提出异议要求撤销,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行政机关选择的程序严重违背法理、违背基本公正要求,虽不构成违背法定程序,但可构成‘滥用职权’,人民法院可以以滥用职权为根据撤销相应具体行政行为。”
(2)对行政程序中轻微的瑕疵现象,一般不作违反法定程序处理。对于这种情况能补充的责令行政主体补充,不能补充的提出司法建议。
(3)对行政程序混乱,违反法定的、不可改变的顺序,并且损害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可判决撤销并责令行政机关依照法定顺序重新处理。
行政程序违法的后果不同于实体违法,这是由行政程序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并不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程序违法,从严格法治角度讲,是必须撤销该行为的,但从效率上讲,有条件地维持也是可取的。程序违法对行政行为效力的影响,要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处理,不能陷于形式主义。这也体现了现代行政程序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公正与效率的和谐统一。程序违法不以撤销该行政行为为惟一的法律后果。有的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表现为一种“待定”状态,如超出复议期限仍未做出决定的行为,可能会成为相对人提起诉讼或要求其它权利的理由,这也是一种法律后果。至于是否影响行为效力,则需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审查作出判决。
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执行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尤其是修改后的民诉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执行工作的诸多问题，执行工作逐渐步入了良性循环轨道。但是，执行工作存在的问题仍很突出，面临的形势也十分严峻，严重影响着执行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一、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且无可供执行财产案件令执行人员束手无策，应建立查询系统和保障机构，及时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和人身进行查控和处置。
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且无可供执行财产的案件是近年来全国各地法院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占所有未结案件的70----80%。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外出务工人员日益增多，且住址时常变换，导致许多案件因当事人长期下落不明而缺席判决，判决后被执行人又故意外出躲避执行，经查又无财产可供执行。同时，被执行人家属也以各种理由消极对抗，不予配合，使案件长期无法执行而中止执行。有的申请人能够理解法院的做法，耐心等待被执行人归案或者有财产可供执行时再次申请恢复执行。有的申请人人则怪怨法院执行不力，经常来法院督促案件，有的则直接向各级主管部门上访，造成了大量的信访案件，对社会治安和司法公信力造成一定危害和影响。
所以，对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且无可供执行财产的问题，建议（一）、在全国公安机关建立外来暂住人员信息网络系统，由公安机关对辖区外来暂住人员的基本信息及时、准确地进行网络登记和更新，以便各地法院查找被执行人下落，使其归案；(二)、在查找被执行人财产问题上，为了节约司法资源，杜绝泄密漏洞，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制定被执行人银行存款信息网络查询系统规定，由人民法院直接查询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信息；（三）、对查无可供执行财产案件的被执行人，建议由各级政府社保机构与一些用工单位签订用工协议，责令有劳动能力的被执行人去用工单位进行劳务输出，工资由社保机构与用工单位统一结算，在发放被执行人基本生活费用后，剩余部分由社保机构领取。社保机构可一次性或分期代被执行人支付申请人执行款项，然后在所领取的被执行人工资中逐月扣除，直至扣清为止。如被执行人拒绝进行劳务输出，则直接适用刑法313条款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涉政府、村组案件执行阻力大，应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给人民法院一柄“上方”宝剑。执行村组案件应力争执行和解。
涉政府案件中，判令政府部门履行金钱义务的占大多数。政府部门之所以成为被执行人，大多数是因为部门经济效益差，无力承担经济债务而被提起诉讼。执行过程中，这些部门先是推、拖，讲困难，实在躲避不过执行，便直接找其上级主管部门向法院说情。上级部门为了保护下级部门，则请托能够在法院领导面前“说得起话”的领导请求法院“手下留情”。出于种种原因和理由，法院领导只得让办案人员“先放一放，随后再说。”同时，一些政府部门长期诉讼不断，好像有了对付法院的经验，对其明明所有的车辆以个人名义进行登记，单位公款以个人名义进行存取，故意逃避法律责任，常常令执行人员和申请人望而兴叹，无以应对。涉村组案件中，有关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案件居多。通常情况下此类案件的申请人是自然人，被执行人是包括大多数村民在内的集体组织，且双方当事人对立情绪较大。由于村组成员大部分为农民，法律水平低下，当执行不利于村组一方时，就招来了大部分村民的反对与阻挠，处理稍有不当，有可能导致群体性事件或集体上访，直接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
因此，要解决好涉政府案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人民法院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畅通无阻地运用各种法律手段促使涉政府部门履行义务。所以建议将各级人民法院的人权和财权上划，放宽对有关单位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摆脱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影响，真正给人民法院一柄执法的“上方”宝剑；对于涉村组案件，建议尽量少用、慎用强制措施，力争执行和解。首先要取得县、乡镇政府的支持和配合，然后采取谈话、限期履行、不履行就地免职等方式做通过村组干部的思想工作，同时努力做好群众代表的稳控工作，最后选择适当时机，将乡镇政府领导、村组干部、群众代表以及双方当事人召集起来，在法院主持下进行公开调解，不隐瞒，不袒护，相互谅解，寻求共识，争取案结事了。
三、强制执行措施突显软弱与空白，应强化执行措施的处罚和打击力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百条列举的10条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妨害执行行为，均按民诉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处理，即罚款或拘留15日。第九十八条规定对被执行人的询问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和限制人身自由。“两院一部”联合通知也列举了8条拒执和妨害公务行为。
以上列举的这些违法行为都是我们在执行实践中经常遇见的，但法律、法规对这些行为的处罚显得比较轻弱，缺乏处罚和打击力度，不能起到教育和震慑被执行人的作用，直接影响了执行的效率和效果。有的被执行人宁愿被拘留15日也不愿去履行义务，权当“坐牢挣钱。”修订后的民诉法虽然提高了罚款标准，但对无力交纳罚款的情形却没有相关的处罚措施，给被执行人提供了钻法律空子的机会。不得限制人身自由容易造成被执行人伺机外出或躲避，导致长期找不见人。对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被执行人即“困难户”，也无相关的处罚措施，导致一些有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故意装穷，根本无诚意去履行裁判义务的现象，使案件长期无法执结。
这些问题暴充分露了我国现行执行立法软弱与空白的缺陷，也表明了我国现行的执行法律、法规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要求。因此，强烈呼吁尽快出台民事强制执行法，尤其是加大对故意逃避执行和妨害执行行为的处罚和打击力度。例如，扩大被执行人主体范围，可将被执行人配偶、与被执行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共同列为被执行人；延长拘留期限到半年；提高对个人的罚款标准；实行监视居住；放宽刑法313条款适用条件；提高拒执和妨害公务犯罪行为刑期等，充分体现法律的强制性和威慑性，全力维护人民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四、执行队伍缺乏战斗力，建立执行员管理办法势在必行。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人民法院执行机构人员数量不得低于全院在编总人数的15%。就全国情况来看，普通存在重审轻执现象，执行人员数量低于要求的标准，现有人员年龄大、学历低、能力差，人员结构复杂，素质参差不齐，除执行机构领导人员外，其他人员几乎没有审判职称。大部分执行人员在工作中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执行队伍整体缺乏工作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所以执行人员素质偏低，缺乏战斗力，也是造成执行难问题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因此，制定执行员管理办法势在必行。建议对执行人员的数量、年龄、学历、职称、培训、晋升、考核、待遇、纪律、处罚等作出明确规定，克服重审轻执思想，树立审执并重理念，提高执行人员素质，规范执行工作管理，以良好的队伍素质和规范的体制管理来应对执行工作自身的软肋问题。
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复杂而繁重。我们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理念，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努力建立新形势下的执行工作长效机制，使执行工作尽快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作者单位： 陕西省合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综合科
李俊杰
行政行为必须走向程序化是“行政法治”的法制建设价值取向的要求,行政程序违法及其法律后果是司法审查中的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论题。本文探讨了行政程序违法的表现,在此基础上与实体违法进行了比较,最后借鉴国外做法提出了对行政程序违法进行司法审查。
一、行政程序违法的表现
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经历若干步骤,采取一定形式和方法,在法定期限内,按一定顺序完成的过程。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尚未有统一规范的行政程序法,加上一直以来“重实体,轻程序”传统思想的影响,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不重视行政程序,甚至违反法定程序的现象时有发生。常见的程序违法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步骤欠缺。即某行政法律行为的作出应依行政法规规定的步骤进行,但行政主体违法而未采取或履行相应的步骤。法律通过规定行政程序以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轨迹,为行政主体设定相应的程序性义务,作为行政主体必须按部就班、不折不扣地履行,其中就包括行政程序不得跳越,即行政主体不能遗漏、疏忽法律预先设立的行政程序而进行活动,否则势必会侵犯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影响法律的公正与严肃。
2.顺序颠倒。即行政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先后顺序作出行政行为而构成的违法。行政程序是由若干个步骤、阶段在时间上延续所构成,如同链条一环紧扣一环,从而保证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主体的活动顺利进行,因而行政程序不得颠倒,即行政主体不能先进行后面的行政程序,再进行前面的行政程序,否则将会导致行为无效。
3.形式违法。即行政法律行为的作出应当采取某种法定形式而未采取,或采取了法律禁止的形式,构成程序违法。随着行政法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行为的法定形式的要求也愈加严格,一方面是为了监督行政主体的执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然而,由于我国的行政法规建设起步较晚,人们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以致现实生活中违法现象时有发生。
4.时限违法。即行政法律行为的作出超过法定的时间限制,从而构成违法。为了保证行政活动的高效率,行政程序的各个环节应当有时间上的限制,如《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而在我们“依法行政”的建设过程中,行政主体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操作的现象并不鲜见,如行政主体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给予当事人充分答辩时间和出席陈述时间;或未按法定期限作出裁决,既不通知当事人也不经批准延期的;或已过追诉时效仍追究相对人法律责任的等等。
二、行政程序违法与实体违法的法律后果比较
行政实体和行政程序是同一行政主体行为的两个方面,它们彼此联结,相互依存。前者是行为的内容,后者是行为的形式。行政行为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同时受到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的规范,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有差别。实体法决定着行政主体的资格与存在,违反了实体法,意味着主体资格的不合法,因而必然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程序法不能直接决定主体的资格与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程序法不重要。由于行政主体行使实体权力的形式如何对行政是否科学和民主有极大地影响,因而法律通过规定行政程序以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轨迹,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但行政程序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对于违反行政程序的后果或责任承担方式,也应该因行政行为的不同、程序要求的不同而有所区别。那种认为违反程序的行政行为一律无效的观点是片面的。 我们还需要明确的是程序违法中对相对人权益并无影响的情形,一般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但这决非意味着这种违法行为就不受追究。现代法治的要求是违法必究,程序法也是法,违反它也应承担责任,尽管世界各国对这种情形下的法律责任少有明确规定。我国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该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违反法定处罚程序的,由上级机关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项规定为追究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提供了依据。那种以为“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的责任即是行政行为无效”的观点,是不符合行政法理的,实践中也行不通,而由此得出的“行政行为不因程序违法而导致无效是行政程序法律责任不独立”的结论也是不正确的。其原因在于没有把握行政程序的实质,并混淆了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的概念。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实体违法的法律后果有如此差异,似乎与我们前面所言的程序的重要性、程序的价值目标不相符合。但我们认为,这正是实体法与程序法区别之所在。实体正义、程序效率都是法的正义的重要内容。那种主张违反程序的行政行为一律无效的想法或做法,一是容易放纵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丢失实体正义;二是行政机关不得不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影响行政效率。因此,我们还是应当对实体与程序的正义价值进行具体的衡量取舍,以期更加符合法的正义的要求,提高法的正义的质量,这种对于违反程序的行政行为采取灵活处理的做法其实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
三、对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
1.对行政程序违法进行司法审查的程序
(1)审查法定步骤。步骤是程序的重要要素,任何行为都必须按照法定的步骤来进行,否则就可能造成程序违法,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被裁决拘留的人或者他的家属能够找到担保人或者按规定交纳保证金的,在申诉和诉讼期间,原裁决暂缓执行。这里就有一个法定步骤,即公安机关作出拘留裁决后,要告知被拘留人是否要求提供担保,如果公安机关不执行这一步骤,作出裁决就执行拘留(实践中此类情况常有发生),这种跳跃式的执法行为,就是违反法定程序。(2)审查法定顺序。这一点要求行政程序中不能出现顺序颠倒,也不能出现顺序混乱。例如,行政主体在进行有关执法时必须按顺序表明身份、说明理由、采取相关措施、作出行政决定,并将有关决定交付当事人,还要告之当事人有关权利。如果违反了这一顺序,将会导致程序违法,又如《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这既是对被告诉讼权利的限制,也是为了防止被告以颠倒步骤顺序取得的证据证明其行为合法。
(3)审查法定形式。一定的行为必须以相应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书面形式、口头形式等,若某一行为不按法律规定的形式来进行则属程序违法,如《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行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未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第49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39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通常,对外行使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行为都应当是要式行为。
(4)审查法定时效。行政程序遵守法定的时效,是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法治的高度讲,有行为就有相应时效,而且这种时效是具体的、法定的,违反了法定时效,同样会导致程序违法。
2.对行政程序违法司法审查的结果
对于违法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处理结果,学术界及司法界都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只要行政程序违法,不论实体处理是否合法,均应判决撤销。有的认为,只要实体处理合法,程序违法,但未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力,应予维持,不过应在判决书中指出其程序违法。有的认为,只有程序严重违法,才能撤销,一般违法且未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侵害的,一般应予维持。
在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行政程序法中都有些“适当宽松”的规定,即对某些“暇疵”的行政行为予以补正。比如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4条规定了行政行为具有严重瑕疵的,包括程序严重瑕疵的,为无效行政行为;在撤销和无效两种纠正方式外,第45条则对“不导致第44条规定的对程序或形式的违反”的行政行为则可视为补正。此外,德国程序法典中还有对某些有程序或形式暇征的行政行为只要其对实体决定不具影响力可不予撤销的规定。又如在奉行“法律程序至上”原则,视“正当法律程序”为法律生命所在的美国也并不是任何违反程序的行为都会导致行政行为无效的后果。在行政机关制定法规时,“除非有特别法律规定,制定规章基本上是行政机关自己的事,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否则,不得以行政机关在颁布某项规定以前没有举行听证会,没有与受此规章影响的各方协商或通过其它方式征求他们的意见为由宣布规章无效。目前,我国法律意识整体水平不高,行政程序意识在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中普遍需要提高,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行政程序违法司法审查的结果规定既不宜过于严格,也不宜过于宽松,而宜作一些具体情况与类型的区分。
概括说来,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应以公正和效率为标准。如果违反法定行政程序的行政行为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当认定无效,并依法予以撤销;如果行政行为违反行政程序,但并没有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影响微小,可不认定该行政行为无效。具体说来,对违反法定行政程序可分以下几种情况作不同处理:
(1)对于任意性行政程序,行政机关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自主选择。这种选择只要不违反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即不影响该行为的法律效力。如果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自主选择的程序提出异议要求撤销,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行政机关选择的程序严重违背法理、违背基本公正要求,虽不构成违背法定程序,但可构成‘滥用职权’,人民法院可以以滥用职权为根据撤销相应具体行政行为。”
(2)对行政程序中轻微的瑕疵现象,一般不作违反法定程序处理。对于这种情况能补充的责令行政主体补充,不能补充的提出司法建议。
(3)对行政程序混乱,违反法定的、不可改变的顺序,并且损害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可判决撤销并责令行政机关依照法定顺序重新处理。
行政程序违法的后果不同于实体违法,这是由行政程序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并不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程序违法,从严格法治角度讲,是必须撤销该行为的,但从效率上讲,有条件地维持也是可取的。程序违法对行政行为效力的影响,要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处理,不能陷于形式主义。这也体现了现代行政程序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公正与效率的和谐统一。程序违法不以撤销该行政行为为惟一的法律后果。有的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表现为一种“待定”状态,如超出复议期限仍未做出决定的行为,可能会成为相对人提起诉讼或要求其它权利的理由,这也是一种法律后果。至于是否影响行为效力,则需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审查作出判决。
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与支持下，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执行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尤其是修改后的民诉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执行工作的诸多问题，执行工作逐渐步入了良性循环轨道。但是，执行工作存在的问题仍很突出，面临的形势也十分严峻，严重影响着执行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一、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且无可供执行财产案件令执行人员束手无策，应建立查询系统和保障机构，及时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和人身进行查控和处置。
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且无可供执行财产的案件是近年来全国各地法院普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占所有未结案件的70----80%。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外出务工人员日益增多，且住址时常变换，导致许多案件因当事人长期下落不明而缺席判决，判决后被执行人又故意外出躲避执行，经查又无财产可供执行。同时，被执行人家属也以各种理由消极对抗，不予配合，使案件长期无法执行而中止执行。有的申请人能够理解法院的做法，耐心等待被执行人归案或者有财产可供执行时再次申请恢复执行。有的申请人人则怪怨法院执行不力，经常来法院督促案件，有的则直接向各级主管部门上访，造成了大量的信访案件，对社会治安和司法公信力造成一定危害和影响。
所以，对被执行人下落不明且无可供执行财产的问题，建议（一）、在全国公安机关建立外来暂住人员信息网络系统，由公安机关对辖区外来暂住人员的基本信息及时、准确地进行网络登记和更新，以便各地法院查找被执行人下落，使其归案；(二)、在查找被执行人财产问题上，为了节约司法资源，杜绝泄密漏洞，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制定被执行人银行存款信息网络查询系统规定，由人民法院直接查询被执行人的银行存款信息；（三）、对查无可供执行财产案件的被执行人，建议由各级政府社保机构与一些用工单位签订用工协议，责令有劳动能力的被执行人去用工单位进行劳务输出，工资由社保机构与用工单位统一结算，在发放被执行人基本生活费用后，剩余部分由社保机构领取。社保机构可一次性或分期代被执行人支付申请人执行款项，然后在所领取的被执行人工资中逐月扣除，直至扣清为止。如被执行人拒绝进行劳务输出，则直接适用刑法313条款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涉政府、村组案件执行阻力大，应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给人民法院一柄“上方”宝剑。执行村组案件应力争执行和解。
涉政府案件中，判令政府部门履行金钱义务的占大多数。政府部门之所以成为被执行人，大多数是因为部门经济效益差，无力承担经济债务而被提起诉讼。执行过程中，这些部门先是推、拖，讲困难，实在躲避不过执行，便直接找其上级主管部门向法院说情。上级部门为了保护下级部门，则请托能够在法院领导面前“说得起话”的领导请求法院“手下留情”。出于种种原因和理由，法院领导只得让办案人员“先放一放，随后再说。”同时，一些政府部门长期诉讼不断，好像有了对付法院的经验，对其明明所有的车辆以个人名义进行登记，单位公款以个人名义进行存取，故意逃避法律责任，常常令执行人员和申请人望而兴叹，无以应对。涉村组案件中，有关土地承包合同纠纷的案件居多。通常情况下此类案件的申请人是自然人，被执行人是包括大多数村民在内的集体组织，且双方当事人对立情绪较大。由于村组成员大部分为农民，法律水平低下，当执行不利于村组一方时，就招来了大部分村民的反对与阻挠，处理稍有不当，有可能导致群体性事件或集体上访，直接影响农村的社会稳定。
因此，要解决好涉政府案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人民法院摆脱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畅通无阻地运用各种法律手段促使涉政府部门履行义务。所以建议将各级人民法院的人权和财权上划，放宽对有关单位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摆脱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影响，真正给人民法院一柄执法的“上方”宝剑；对于涉村组案件，建议尽量少用、慎用强制措施，力争执行和解。首先要取得县、乡镇政府的支持和配合，然后采取谈话、限期履行、不履行就地免职等方式做通过村组干部的思想工作，同时努力做好群众代表的稳控工作，最后选择适当时机，将乡镇政府领导、村组干部、群众代表以及双方当事人召集起来，在法院主持下进行公开调解，不隐瞒，不袒护，相互谅解，寻求共识，争取案结事了。
三、强制执行措施突显软弱与空白，应强化执行措施的处罚和打击力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百条列举的10条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妨害执行行为，均按民诉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处理，即罚款或拘留15日。第九十八条规定对被执行人的询问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和限制人身自由。“两院一部”联合通知也列举了8条拒执和妨害公务行为。
以上列举的这些违法行为都是我们在执行实践中经常遇见的，但法律、法规对这些行为的处罚显得比较轻弱，缺乏处罚和打击力度，不能起到教育和震慑被执行人的作用，直接影响了执行的效率和效果。有的被执行人宁愿被拘留15日也不愿去履行义务，权当“坐牢挣钱。”修订后的民诉法虽然提高了罚款标准，但对无力交纳罚款的情形却没有相关的处罚措施，给被执行人提供了钻法律空子的机会。不得限制人身自由容易造成被执行人伺机外出或躲避，导致长期找不见人。对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被执行人即“困难户”，也无相关的处罚措施，导致一些有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故意装穷，根本无诚意去履行裁判义务的现象，使案件长期无法执结。
这些问题暴充分露了我国现行执行立法软弱与空白的缺陷，也表明了我国现行的执行法律、法规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要求。因此，强烈呼吁尽快出台民事强制执行法，尤其是加大对故意逃避执行和妨害执行行为的处罚和打击力度。例如，扩大被执行人主体范围，可将被执行人配偶、与被执行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共同列为被执行人；延长拘留期限到半年；提高对个人的罚款标准；实行监视居住；放宽刑法313条款适用条件；提高拒执和妨害公务犯罪行为刑期等，充分体现法律的强制性和威慑性，全力维护人民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四、执行队伍缺乏战斗力，建立执行员管理办法势在必行。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人民法院执行机构人员数量不得低于全院在编总人数的15%。就全国情况来看，普通存在重审轻执现象，执行人员数量低于要求的标准，现有人员年龄大、学历低、能力差，人员结构复杂，素质参差不齐，除执行机构领导人员外，其他人员几乎没有审判职称。大部分执行人员在工作中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执行队伍整体缺乏工作责任心和社会责任感。所以执行人员素质偏低，缺乏战斗力，也是造成执行难问题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因此，制定执行员管理办法势在必行。建议对执行人员的数量、年龄、学历、职称、培训、晋升、考核、待遇、纪律、处罚等作出明确规定，克服重审轻执思想，树立审执并重理念，提高执行人员素质，规范执行工作管理，以良好的队伍素质和规范的体制管理来应对执行工作自身的软肋问题。
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工作复杂而繁重。我们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理念，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努力建立新形势下的执行工作长效机制，使执行工作尽快步入良性循环轨道。
作者单位： 陕西省合阳县人民法院执行局综合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