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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量刑环节上强化检察职能之浅探

魏晓军


　　作为诉讼程序的终端，量刑，有着尘埃落定后的 “归一”作用。甚至可以说，在当事人的立场上，能否认罪服法，合理的量刑比准确的定性更具有实际利益上的攸关性。而事实上，量刑这个环节却一直是理论界与实务界研讨的盲点。下面，笔者试从“配合、制约”这个角度，立足公诉职能，结合检察实际，就如何在量刑环节上强化检察职能略谈几点构想。

一、公诉人树立己任意识是在量刑环节上强化检察职能的思想基石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设计中不存在“量刑”的独立程序，自由裁量权也赋予法官更多的主断空间，加之量刑固有的封闭性，量刑环节的被关注程度相对实体定性及其它的程序研究要淡化的多。即便是在与量刑最短兵相接的公诉人的思维里，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成功定罪即可班师凯旋、量刑不关己任或鞭长莫及的消极思想，从而导致了法律监督权能在此环节的软弱与缺失。不能否认，量刑有谱没准已成为相当民众的感识，在这过大的弹性空间里，也掺进过多的揣度与质疑，随之带来司法公信的动摇也在所难免。因此，作为有着公诉、监督双重身份的公诉人更有责任、有义务首先在自身思想上正本清源，加强对量刑的己任意识、监督意识，摒弃重定性、轻量刑、拈轻怕重的懈怠想法，对量刑投入足够的精力来参与、监督。当然，这定会意味着起诉工作量的大增以及要在相对陌生的领域中进行求索，据此，公诉人更要克服畏难情结，鼓起攻坚勇气，果敢履行职责，要在本职权限内努力将量刑这一锤的终音调定准、调定正、调定平。

二、制定量刑标准是检法二院在量刑环节上作好配合的硬件保障

　　实现量刑估量到准量、粗放到精密的转变，首先需要定规立矩、明晰刻度。制定、出台量刑规则、参考标准就是要打造这样一把标尺，而双方对 “刻度”的共同认知，是做好配合、实现共同司法目标的前提保障。

　　(一)共同掌握量刑标准是追求公平正义司法理念的现实需要。我国刑法的量刑标准较为原则、笼统，跨度大、幅度宽，这一方面应对了纷繁复杂的犯罪现实，克服了刑法天然的滞后性和僵硬性，但一方面也不可避免的暗藏了裁量权滥用的危机，为司法腐败、法律虚无大开了方便之门。为打压权力寻租，在外部监督上，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抗诉权。但由于我国不存在所谓的量刑参考、指导，不同办案人、办案机关对条文中诸如“情节轻微、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恶劣”之类的模糊表述在理解上见仁见智，导致对同一案件的刑罚预测在不同环节上出现较大分歧，再加上“畸轻畸重”抗诉条件的束缚，检察监督权得不到有力行使，使得同一时期的相似案件在不同法官甚至同一法官在不同境况下的判决大相径庭甚至相互冲突，这不仅悖逆了“罪刑相适应”和“平等适用法律”的刑法基本原则，更直接导致了司法权力异化、司法腐败滋生、司法公正旁落、司法权威滑坡，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更无从谈起。因此，检法双方共同掌握量刑基准，对于规范约束自由裁量权、有效行使检察监督权，弘扬司法公平正义、保证法律同一适用是非常必要的。

　　（二）共同掌握量刑标准在理论和实践中均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司法实践固然千差万别，量刑基准也难以精确到一个具体数值，但是，一方法院通过与检察机关的探讨、总结，立足本地区实际情况，揉合办案经验，探索制定常见犯罪的量刑参考标准，实现量刑幅度的二次、三次、几次细分是完全可行的。对多发犯罪一般量刑标准达成共识，不仅有利于双方更好地把握量刑尺度、提高工作效率，为避免同罪异罚、限制量刑裁量权滥用界定了框架和底线，同时也为检察机关坚定履行监督职责、切实促进执法公正提供了帮辅工具和现实支撑。当然，并非制定了量刑标准就可万事大吉、一劳永逸，标准是相对而非绝对的，是稳定而非固定的，这只是在技术层面提供了一个辅助参考，还要随之解释、细化量刑应考虑的基准和事由，如犯罪的目的、起因、手段、性质、后果、被告人的生活状况、一贯品行、智识程度、悔罪表现、故意强度、过失程度等等，更重要的是办案人要在理念层面上研磨、浸渗量刑应遵循的原则，否则，制定标准不仅违背框定规格、提效便捷的初衷，反而成了办案人经验、理性、良知的羁绊，办案人也就蜕变成了简单比照、机械套用的工具。　

　　（三）量刑标准的共同掌握需要双方做好反馈与沟通。派生于刑法的量刑规范必然带有法律的先天不足，如不周延性、不灵活性：规定过细则死板，不利于办案人主观能动的发挥；反之则又一纸空文、形同虚设。量化是量刑基准的根本特性，但是，要实现对犯罪客观危害性及主观恶性的综合量化绝非易事，这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需要以大量的案例总结和经验反馈为基础，并要在实践与规范之间不懈的反复和求索。所以，笔者理解的量刑规范不可能只是一篇单纯的手则，而是指囊括了诸多解释、纪要和辅助性规范且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状态的系列文件的统称。这就要求二院要务必做好联系、磋商、交流和备案工作，做到及时公示、定期通气，保证资源共享，以防信息不畅，各自为政,必要时要组织座谈、讲座，共促学习。尤其是对此功底单薄的检察机关，更需注重收集和研究不同案件的量刑标准和量刑的一般规律，要潜心钻研、俯身苦学，才能对之融会贯通、心领神会，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自如，不断加大法律监督的力度、深度和广度。

三、推行量刑建议制度是检法二院在量刑环节上实现制约的契点

　　量刑建议并非崭新话题，2005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试点工作实施意见》，部分检察院已大胆试行。对此，理论界、实务界褒贬不一：有人认为量刑建议制度顺应了我国司法的改革方向，强化了控诉职能，维护了量刑公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制度创新；也有人认为量刑建议制度缺乏法律依据，干扰了法官的独立审判，侵犯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笔者赞同前者的观点。

（一）量刑建议是正当行使公诉权的职责使然

　　量刑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在公诉活动中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其他相关政策,在指控犯罪的同时，就被告人适用的刑罚种类、幅度及执行方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参考性意见的权力，是公诉权的一部分。公诉权在本质上是一种司法请求权，即包括审判启动的请求权又包括有罪判决的请求权，而有罪判决的请求即包括准确定性的请求又包括公正量刑的请求，因此，提起公诉理应涵盖追罪和求刑二个方面的职能，二者在本质上一体的、递进的而不是对立的、割裂的。公诉权虽为国家刑罚权的一部分，但它本身不具备最终判定性和实际处罚性，正如检察机关的定罪建议权一样，量刑的建议不会侵害审判权。它只是一种意见、建议和参考。公诉人提出的量刑建议包括刑种、刑期、罚金数额、执行方式等都没有直接约束法院的权力，对被告人确认有罪和判处刑罚，决定权都在法官的手中。量刑建议只是公诉人表述对被告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的看法。如果法官对此不予采信，完全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自由裁量，就像在听取了公诉人的定罪请求后完全可以依职权宣判无罪一样。而事实上，在现有的诉讼体制下，检察机关已在行使量刑建议权，如公诉人在起诉书和公诉意见中区分主从关系、引用累犯条款、认定自首立功、确定系未成年人、评价被告人的认罪态度等等，只是这种意见尚不全面、明确、具体，但究其本质就是一种量刑建议。因此，行使量刑建议权不会构成对法官自由裁量的侵犯，只会实现对审判权力脱轨的有力羁正。

（二）推进量刑建议制度应规范程序、科学运作

　　1、量刑建议的适用范围。实行量刑建议制度是检察机关强化审判监督、拓展公诉职权的体现，因而不应有案件范围的限制，但由于在实践中往往出现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在庭审阶段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及量刑情节发生重大变化、以致超出预测浮动范围的情形，这时公诉人如果依旧照本宣科、生搬硬套，势必影响检察建议的合法性、合理性，因此现阶段适用量刑建议的案件范围不宜过宽。具体而言，可先在以下三类案件中推行：一是简易程序审的案件；二是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案件；三是对案件事实和量刑的争议处于可预见和可控制的范围内的案件，以积累经验，循序渐进，待条件成熟时，由点带面，全面展开。

　　2、提出量刑建议的方式。公诉人在撰写审查报告时应载明量刑建议，经分管检察长批示后作为起诉书附件以书面形式向法院提出。法庭辩论结束后，若被告人态度稳定，亦未提出新的证据，则进入下步程序，反之，公诉人则可视具体情况对量刑建议予以变动，提出新的量刑建议。作为起诉书的随附性法律文书，应有正规的格式、编号和内容，其内容可包括基本案情、量刑建议、求刑理由三个方面，表述应言简意赅，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同时要作入卷归档工作，一份附检察院诉讼内卷备查，一份附法院审判卷备查。

　　3、提出量刑建以的时间。在现有试行量刑建议的检察机关中，对于量刑建议的提出时间各有不同。笔者认为，随附起诉书一并提出是适宜的，因为此时公诉人对案件详情已有了基本认识。在此提出后，辩护人就可有的放矢地作庭前准备，有充足的机会针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提出从轻或减轻的异议，即相当于为审判增加了一个量刑听证程序。“真理越辩越明”，控辩双方通过充分地对抗，为法庭提供了兼听则明的机会，提高了当庭宣判率及其准确度，降低了诉讼成本；同时，随着量刑有关的问题公开化，防止了暗箱操作，有助于当事人全面了解量刑的依据和过程，能更易接受判决结果，有利于促其息诉止纷、诚服法律，减少不必要的上诉、申诉，不但实现了效益价值，且又在客观上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即“实现了正义，且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4、量刑建议的求刑幅度，公诉人要以量刑参考为依托、以具体案情为基础，注意增强建议的实效性、针对性和可采性，如“建议在7年以下量刑”或“建议在 5年以上量刑”之类的宽泛表述是起不到应有作用的；当然，在避免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的同时，也要避免过于具体、确定绝对。因为，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无论是失当还是适当，都可能与当事人的预期和要求、与法院的实际判决结果产生差距，而这种差距极有可能引起当事人的“缠诉”，因此，我们的量刑建议需有一定的缓冲性，而这个缓冲性区间笔者认为以3年左右为宜。

（三）量刑建议的效力定位是提示而非强制

　　经过辩论的量刑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量刑裁判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对法官的最终判决是有一定约束作用的。但是，这种作用是提示性而不是强制性的。既然不具终局性，量刑建议当然不是抗诉权的前置，其采纳与否及采纳的程度更不是抗诉的绝对标准，进而言之，即便法院在建议幅度内量刑，基于抗诉法定条件的多样性，也不能排除提起抗诉的可能。是否抗诉，仍需坚持其固有的准则。在此特别要强调的是，检察机关要坚决防范为遏制自由裁量权滥用而引发的抗诉权滥用的问题。由此，量刑建议制度的实行不但不会使法官形成偏见和预断，相反还能帮助法官抵抗外界干扰，坚定其中立、独立、主导的裁判地位，维护判决的稳定和权威。

　　作为双刃剑，量刑建议不仅能规制法院审判权的无序扩张、不当行使，同时也能加强检察机关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告诫。对检察机关来讲，要求公诉人在作出量刑建议时，既要维护量刑标准的统一性，又要体现量刑的个别化，既要熟知案情，又要灵活适用法律法理和刑事政策，努力使量刑建议公正、合理、适当。否则建议一旦不被采纳，而又未构成抗诉要件，定然会影响检察机关的权威性和量刑建议的严肃性；对法院来讲，量刑建议不仅是其量刑的重要参考，还要求法官在判决书中对采纳结果进行充分的说理论证。在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争议的情况下，量刑建议就是警戒线，如果作出与公诉人量刑建议有较大差别的量刑，法官本身就应有确令人信服的理由。这就可敦促法官在量刑时谨慎斟酌，公正裁判，杜绝或减少量刑的随意性、起伏性。

四、评价预警制度有效保证量刑及量刑建议的质量和建议

　　没有成效考量的建章立制有再多的价值追求也如无的放矢、大海沉石，而逐步建立评价预警体系就是量刑及量刑建议的试金石和高压线。具体来讲，量刑及量刑建议评价预警制度就是检察机关每隔一定周期（如半年、一年）对已决案件的实际量刑对照量刑标准、量刑建议进行统计、分析、论证，对其合法性、合理性、适当性进行评估，并针对结果通报预警、采取措施的制度。当然，由于案情发展的复杂多变及办案人经验、素养的差异，最终量刑与量刑建议存在一定出入也是无可厚非、可理解接受的。但是，当偏差的数量、程度达到一定界限，就应引起检察机关的警觉关注，及时采取措施。

（一）偏差达到抗诉标准的，进入抗诉程序。
对李秀清《日耳曼法研究》内容的勘误和补充

宋飞


　　华东政法学院教授李秀清所著《日耳曼法研究》，是继民国时期北平大学民法教师李宜琛《日耳曼法概说》、新中国外国法制史前辈由嵘《日耳曼法简介》之后国内的唯一一本论述日耳曼法的法学专著，该书于2005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填补了我国法学界研究的一大空白。欣赏之余，也要谈谈对该书内容的一些勘误和补充，以供更多的人参考：

一、对中世纪早期一些日耳曼的伟大法学家缺少必要的介绍

　　该书第15—25页介绍了西哥特法典，却忽略了一个与之相关的重要人物圣伊西多尔（Isidorus Hispalensis，通常作Isidore of Seville，约560/570－636）。
　　此人是一位隐身寺院的法学家，准确地说是中世纪早期颇负盛名的西班牙基督教神学家和自然法学家，是位于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西哥特王国的伟大人物，出生于西班牙长第根纳的贵族家庭。幼年亡父，由其兄、姐培养成人。以后在塞维利亚的修道院接受教育。并成为一名修道士。公元600年前后，接替其兄林德(Leand er)，成为塞维利亚地区的主教，任职长达36年，成为西班牙当时最有影响的主教。任职期间，他创办了一所有一定规模的以培养神职人员为宗旨的学校，劝化西哥特人皈依正统基督教。公元633年，他以主席的身份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托力多第4次宗教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决定，其中包括统一各地区的教仪、每个教区都必须设立一所学校，以培养神职人员等。
　　伊西多尔在历史上的影响不仅在于他为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扩张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也在于他为西班牙、乃至整个西欧文化和教育事业从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所造成的文化衰落中复兴、发展，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在西方教育史上，他的贡献还在于，他对中世纪学校的课程建设，产生了久远的影响。由于对复兴西班牙教育、特别是宗教教育的重要贡献，伊西多尔就被誉为西班牙教育的重建者。他去世后，第8次托力多会议决定尊他为“优秀的圣师、公教会的新光荣”。1722年，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三世追赠他为“圣徒”。 圣伊西多尔现被供奉为西班牙马德里市的守护神。罗马教皇正考虑让他担任互联网用户和计算机程序员的保护神。
　　他生前著述甚丰，但绝大部分为神学著作，与教育问题直接相关的主要是《词源》这部巨著。他的不朽贡献《词源》20卷（中译本现藏台北图书馆），是从以往的拉丁语名著中摘录而成的百科全书，该书取材广泛、旁征博引、探本求源（这也是作者所取书名的原意）、图文并茂,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流传许多世纪，是世界上第一本百科全书。
　　《词源》(Etymologies)，又译作《词源学》、《语源》等。作者生前未完成该书。在他去世后，由西班牙萨拉哥撒主教柏兰利奥格根据其手稿整理刻行。全书共20卷，分为5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1—4卷，主要论述七门“自由学科”，其中第1、2卷论前三艺(即文法、修辞学、辩证法)，第3卷论述后四艺(即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第4卷论述医学。第二部分包括第5—8卷，其中第5卷为“通史简编”，第6卷为教会礼仪，第7卷论神学，第8卷介绍各地教会及各种异端派别。第三部分包括第9—12卷，其中第9卷论人类和对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的居民进行分类，第10卷论文学，第11卷论人与人性，第12卷论幼物。第四部分包括13—16卷，其中第13卷论天文，第14、15卷论地理，第16卷论矿产。第五部分包括第17—20卷，其中第17卷论文化，第18卷论战争，第19卷论建筑及服饰，第20卷论菜肴及家庭用品。
　　在《词源》这部巨著中，伊西多尔根据基督教教义和当时培养神职人员的要求，将所搜集到的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著作和基督教教父的著作，加以汇集、整理，并予以阐释。伊西多尔全盘接受了奥古斯丁的思想，对诸如原罪、救赎、地狱、预定论等基督教的基本理论，做了具体的阐发。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与教育问题直接相关的一些见解。
　　伊西多尔认为，人类生活的基本目的就在于获得上帝的拯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必须不断地修练自己的德行，克服贪婪、奸淫、悭吝、嫉妒、忧虑、忿怒、虚荣、骄傲等恶行，以获得信、望、爱的“神德”。只有获得这三种神德，人才有可能使自己的灵魂与上帝结合。
　　修练德行的途径有很多种，如忏悔、祈祷、冥想、劳作等。其中较为重要的途径是努力获得智慧。所谓智慧，就是瞻仰永恒的真理，即上帝。而耍获得智慧，又必须致力于学习各种知识。
　　知识虽然不同于智慧，它的对象只是暂时的世界，但它对于获得智慧，并最终获得信仰，是必要的。伊西多有一句名言：“明日就死又何妨，只要学习，就象永远不死一样。”
　　既然知识的学习是为了获得智慧、认识上帝，因此，学习内容的选择与安排，必须以此为原则。伊西多尔坚决反对不加选择地学习一切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认为许多世俗知识是与基督教教义相违背的，应当坚决取缔。他尤其反对学习诗歌，认为诗歌将会败坏教会的风气，损害神职人员的道德。他所主张学习的，首先是《圣经》，认为学习《圣经》有助于对上帝的认识和信仰。其次，他主张学习基督教教父的著作，特别是奥古斯丁的著作。在古希腊、罗马的世俗文化中，他强调学习七门“自由学科”（即文法、修辞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认为这些知识有助于理解《圣经》和教父著作。另一方面，为了抵制古希腊、罗马异教作家对基督教的不利影响，有必要了解这些作家的著作，如哲学、历史学、物理学等。
　　《词源》一书问世后，在长达几百年的时期中，一直是西欧各修道院学校和主教学校“七艺”课程的最有权威性的教科书之一，成为中世纪早期西欧人了解希腊、罗马文化的重要途径。在7世纪，由于民族的大迁徙，对于原有的罗马文化、社会、经济造成了空前的大破坏，西欧正处于文化荒芜的“黑暗时代”。在当时，除英伦三岛外，欧洲大陆对希腊、罗马文化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词源》对于西欧人扩大眼界，丰富知识，摆脱愚昧无知，的确起到了启蒙的作用。进一步地，由于它汇集了一部分希腊，罗马作家的著作，因而，在客观上起到了保存、延续传统文化的作用。这些对于公元8世纪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的文化和学术“复兴”，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词源》汇集了当时所有各方面的知识，并加以较为系统的安排，因此，它不仅是公元7世纪的百科全书，更为重要的是，它进一步拓展了当时学校教育的内容，对中世纪早期的教育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与此相联系，它努力使学校教学内容、教材系统化，这也有助于学校教学工作的进步。再一方面，它第一次把“七艺”的前三科定名为“三学”（Trivium），把后四科定名为“四学”（Quadrivium），从而使作为中世纪学校主要课程的“七艺”定型化。
　　当然，不应当把《词源》所产生的影响作用人为地拔高。由于历史的原因，书中所辑录的一些古代作品存在着为数不少的错误，有些甚至是以讹传讹。更为严重的是，本书从宗教偏见出发，对古代作品作了许多人为的剪裁，从而阉割了古典文化的优秀成果的基本精神，这对文化的保存、发展是非常有害的。
在法学上，伊西多尔的《词源》为我们记载了他的一些自然法思想。在西方法学史上，他首次提出了“自然法”、“万民法”、“市民法”的分类。他主张：“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它的正义性.但在人类事务中,当一伴事情能够正确地符合理性的法则时,它才可以就是合乎正义的。”他还引用先知何西阿（Hosea）说明如下理论：“上帝基于仁慈给人善的统治者，基于愤怒给人恶的统治者，以此作为对人的罪的惩罚；在这两种情形下，人们都应当服从国王，因为他是上帝任命的。”并告诫统治者： “只有他自己表现出对法律的尊重，他才能让法律约束所有的人。”强调,上帝任命暴君或仁君的决定是根据一个国家人民的情况而作出的。“如果他们是善良的人民,上帝就给与他们一个仁德的统治者;如果他们是邪恶的人民,上帝就将让一个苛暴的统治者来对其统治”。 指出，被统治者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应被作为政府行事的首要标准。他为作为规范的正当法律开了一个详尽的处方：“如果一个法律意欲被遵守，公正，符合自然以及祖先的惯例，能够经得起时间和空间的检验；那么，它就必须是有用的、清晰的（没有包含会人们产生误解的内容），应是为了全体公民而非任何个人的利益而起草的。”这一论述，经常被后世的作者提及，其最为特殊之处在于认为法律应服务于共同利益；圣伊西多对国王的界定也是如此，认为统治者权利的正当性在于：“国王因其统治取得国王的权利（reges a regendo vocati）……不正当行事者不能进行统治（qui non corrigit）。因而，王的权利因其正当作为而葆有，若错误行事则失去。古人有谚曰：若你是对的，你将成为王，反之不然。”英国人阿尔琴（Alcuin，约735～804）是查理曼大帝的老师，对伊西多尔的上述观点大加赞赏。在查理曼大帝的加冕仪式上，他告诫自己的学生说，作为皇帝，他应受先前的罗马皇帝制定的法律的约束，因而，在这一严格意义上，查理曼不是不受法律约束的（legibus solutus）。约于850年生活于列日的主教辖区(Sedulius Scotus)的爱尔兰人塞德柳斯在他的《论基督的统治者》一书中也持该说，他如是告诫：“虔诚的统治者尽力要遵从一切事物的最高主人的意旨和神圣命令。借助于主的神圣意旨和法令，他从未怀疑自己已然上升到那一权威的顶点……明智的统治者承认他身受神的召唤……因为，若他不是上帝的仆人，他怎能够做基督教徒的统治者？塞德柳斯还以更为一般性的言辞规定了基督教的统治者，即意欲臣民很好地遵守其命令，并决心矫正其他人过错的统治者自己不能够犯下他严格禁止其他人所犯的罪行。”
　　除了理论以外，伊西多尔还参与法律实务，他为西哥特王国进行了大量的立法；体现在《厄维哥法典》（the code of Ervig，681）中的国王几乎完全脱离了其历史上的平民主义起源（即，国王是受宪法限制的这一日耳曼的原初观念），法律中蕴涵的理论坦白地认为王权来自神授。但是，这一点并不是统治者专断权力的正当理由；恰恰相反，上帝命令国王统治人民是为了疗救人类罪恶的堕落，统治的目的在于改善因人们拒绝神圣的法而处的悲惨的境遇。换言之，正如瑞卡德（Reccard, 586-601年在位）国王所说的那样，万能的上帝授予他王权是为了照看人民的利益（“pro utilitatibus populorum”），或者，像厄维哥皇帝所说的那样，是为了拯救他的国家和臣民（“ad salvationem terrae et sublevationem plebium”）。公共福利（包括灵魂的救赎）是政府和国王存在的首要目的，这一论调频繁出现在西哥特的法律中。

二、对信托制度的起源和产生未作文字交待

　　该书第277页介绍了赠与教会财产问题，却忽略了一个与之相关的重要法律渊源——信托制度的起源和产生。信托立法最早可追溯到罗马法中的遗产信托制度。但现代信托法则起源于英国衡平法上的“用益权”（use）制度。正如李秀清在该页中所介绍的：“因基督教因素的渗入，广泛宣扬‘施舍将有好报’的观念”，日耳曼的“国王或其他信教者常赠与教会组织以财产”。 11世纪的英国（英国人和德国人统属日耳曼民族），当时法律也是深受这种思想影响，规定对教会不征税，这就使得宗教信徒更是经常把土地等财产捐赠给教会。这样便使得土地大量成为教会财产而影响封建领主的利益。到了12世纪末叶，英王亨利三世就颁布“没收法”，规定谁将土地捐赠给教会，就予以没收。为规避土地没收法和逃避封建税费，土地捐赠人就把土地委托给别人使用，土地的收益则归教会。这样，土地捐赠者就成为委托人，受托管理和使用土地的人就成为受托人，教会则成为受益人。这种做法就称为“尤斯制”。这种做法不为普通法院所承认，但却受到衡平法院的保护。英国衡平法院在解释1535年议会颁布实施的《用益权法》时保留了受让人对不动产负有作为义务的用益权（即主动用益权），将其改称为“信托”。信托制度到19世纪成为英美法系的一大特色，20世纪初也为一些大陆法系（也称罗马—日耳曼法系）国家所引进。

三、对陪审制度的起源和产生的理解值得商榷

　　该书第436页在对关于使用以提起控告为目的的陪审团所作的注释，李秀清的观点似乎与我之前听说的一种说法不同。根据2001年下半年在华中科技大学主校区学习时，擅长法制史的郭义贵老师，在给沙丽金、林萍编写的《法律英语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修订第1版）中的第15课“The Jury（陪审制度）”最后一个自然段（见该书第216页）所作译文：
“陪审团的起源：
陪审制的基础可以追溯到1千年前由加洛林王朝的国王建立的法兰克帝国。这些君主，为了成功尝试统一帝国，发展了一种诉讼程序，叫做’纠问’或’有陪审团参与的审讯’，以决定王权的性质和范围。他们召集乡村人，要求他们讲述对国王权力的理解。这些权力已经查明，即被中央政权所采纳。这里既没有指控、裁决，也没有审判。在这些过程中，国家从公民那里获得有关权力的信息”。（该译文加入了我个人的理解）
　　这一段文字很有一点社会契约论的味道，和李秀清所注的由法官召集众人发式并检举违法行为的说法出入很大。

四、对《采地论》及其作者没有提及

　　该书第494页在论述伦巴德法时，缺少对意大利中世纪中后期法学家、米兰元老院议员哲拉尔都斯.奈遮（Gerardus Niger）和奥柏秃斯.德.欧尔托（Aubertus de Orto）合著《采地论》（Le Liber Feudorum或Des Fiefs，也译作“封地论”）。根据我对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第326、405、421、431等页的解读，我发现《采地论》成书于德意志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 （Friedrich I，绰号巴巴罗萨[Barbarossa]，意即红胡子）时代（约1122年—1190年6月10日），两位作者是在意大利根据伦巴德人的习惯法写就的封建法律史专著，法国人文主义法学派主要代表和核心人物古耶斯（Jacques Cujas，通说译为“居雅士”，1522—1590）对该书作了大量论述和注释。

五、对《波瓦西习惯集》的作者介绍不够详细

　　该书第497页在论述《波瓦西习惯集》（又译为《博韦人的习惯法》、《波瓦西斯的古代风俗》）时，对其作者——博马努瓦（Beaumanoir，也译为“波马诺亚”）的菲利普.德.瑞米（Philippe de Remy,1246/1247—1296）描述甚少。笔者则发现，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对菲利普是青睐备至，在其书下册第234—283页多处印证了菲利普的上述作品。通过整理和对照王笑红译的爱尔兰法制史专家J.M.凯利著《西方法律思想简史》（法律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123－124页，我发现 菲利普生于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也称“圣路易”，1214—1270）时代之后，是一个人法统一论者，他要求贵族必须守法并要监督其臣民守法，因为国王自己也是如此，但他的重心不是国王应受法律约束，而是极力维护和扩大王权。




以上是我初步看出的一些问题，不当之处，还请更多的笔者指正！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