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４年国库券还本付息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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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年、１９８４年国库券还本付息办法
1983年、1984年国库券还本付息办法
财政部
二、1983年、1984年个人购买的国库券分年还本，定于1988年3月底进行抽签。5年还本的号码集中一次抽出由财政部予以公告，以后每年还将当年还本的号码重新公告一次。凡国库券号码末尾一位数字与公告所列各年还本号码相同者即为该年应还本国库券。
三、单位购买的国库券不抽签，按单位购买总额平均分5年作5次偿还，每次偿还总额的20％。
四、每年7月1日至9月30日为国库券还本兑付期。凡应还本国库券，在兑付期内办理。当年应兑取的国库券，因种种原因没有按期兑取的，可以在下年兑付期内继续兑取，但所有1983年、1984年国库券都应分别在1992年、1993年9月30日以前兑取完毕。
五、应还本的国库券，每年兑取时，利息一律计算至当年6月30日。到期未兑取的，其本金仍按原定利率计算利息（单利），直到1992年和1993年6月30日；超过1992年和1993年6月30日的，不再加计利息。
六、1983年、1984年单位购买的国库券，不兑付现金，一律通过开户银行转账支付。个人购买的，一律凭券支付现金。
七、残破污损国库券的兑付，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1986年1月3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国库券残破污损的兑付处理办法》办理。
八、国库券还本付息事宜，由中国人民银行委托各专业银行负责办理，各年还本国库券一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公告的号码为准。
九、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88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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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研究
宋绍青
前 言
《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所谓诚实信用原则（简称诚信原则），是道德观念的法律化。诚信原则在私法领域，尤其是在民法的债权理论中，诚信原则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多数国家的民法典都明确规定将诚信原则作为其基本原则。有学者称为“经典原则”、“帝王条款”。而将作为民事实体法准则的诚信原则运用到民事诉讼中，则是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修改后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真实义务”，这实际上确立了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上的地位。如今在西方国家，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大都承认诚信原则适用于民事诉讼领域，谁也不会否定诚信原则作为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之一的存在价值。但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诚信原则还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没有明确规定该原则。那么，该如何正确认识民事诉讼诚信原则呢？我国民事诉讼法有无确立诚信原则之必要呢？若确立诚信原则又如何避免其可能出现的“软化”呢？对此，笔者略述浅见。
一、诚信原则概述
作为道德规范的诚实信用，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1]（P301）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了协调各种矛盾和冲突，立法者开始注重道德规范的调整作用，将诚信等道德规范引入法典，成为近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已为世界各国民事法律所普遍确认。我国民法，包括合同法也都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对于诚信原则的本质，可以作如下考虑：㈠诚信原则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准则。在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它要求市场参加者均要符合于“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其他竞争者，不损害社会公益和市场道德秩序的前提下，去追求自己的利益。㈡诚信原则为道德准则的法律化。正如杨仁寿先生所言，诚信原则虽以社会伦理为基础，唯其并非道德，而是将道德法律技术化。[2]（P171）即诚信原则虽说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准则，但在被立法者规定为一个法律条文后，已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规则，而成为一项法律规范，但与一般的法律规范亦有不同，它是以道德为内容的法律规范。㈢诚信原则的实质在授予法院以自由裁量权。诚信原则的内容极为概括、抽象，它所涵盖的范围极大，远远超过其他一般条款，乃属一白纸规定。可以说，它是给法官的空白委任状。立法者正是通过这种空白委任状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使之能够应付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以实现法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德国学者 Hedemann指出，诚信原则之作用力，世罕其匹，为一般条款之首位。 笔者认为，诚信原则从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准则，上升为涵盖整个民法领域的基本原则，在具体的适用中，其功能主要有：㈠指导当事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如《瑞士民法典》第2条，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现行《合同法》第5、6的规定，要求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兼顾对方当事人利益和社会一般利益，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诚实商人的标准，只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凡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有悖于诚信原则，应构成违法。㈡解释、评价和补充法律行为的功能。如《德国民法典》第157条，我国现行《合同法》第125条的规定。杨仁寿先生指出，诚信原则为解释，补充和评价法律行为的准则。[3]（P171）诚信原则运用之结果，可创造、变更、消灭、扩张、限制约定之权利义务，亦可发生撤销法律行为或增减给付之依据，或成立一般恶意之抗辩。㈢解释和补充法律的功能。一般而言，法律条文均极为抽象，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必须加以解释。进行法律解释的，必须受诚信原则的支配，始能维护公平正义。特别是在法律规定有欠缺或不完备而为漏洞补充的，更须以诚信原则为最高准则予以补充，完善法律对现实社会关系的调整。[4]（P35-65）
有学者将诚信原则喻为“双刃剑”，即诚信原则若运用得当，得可充分发挥其功能，补充法律之漏洞，使法律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反之，若滥用诚信原则，必将损害法律的权威和法体系的安定。因此，在具体适用诚信原则时，我们应明确在什么场合，什么条件下可以适用；在什么场合，什么条件下不能适用。
二、从国外民事诉讼立法看诚信原则——已成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作为民事实体法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概念能否适用于民事诉讼领域，学术界在此问题上曾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即使是现在，对该原则也分为否定说和肯定说。否定说的出发点立足于民事诉讼的自由主义；肯定说则着眼于诉讼的职权因素。但无论怎样，在现代西方各国，诚信原则作为民事诉讼的一个基本原则的存在价值已越来越得到承认。诚信原则相继在一些国家的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并多将这一原则具体化。[5]（P86-87）
在罗马时代，罗马法要求民事诉讼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意大利著名的罗马法学家朱赛佩•格罗索在他的《罗马法史》一书中论述了罗马的民事诉讼法时说：“可信任性和信义主宰着各不同城邦市民之间关系的整个发展过程，这一事实以及诚信标准的产生方式告诉我们为什么诚信被直接作为具有约束力的规范要素加以看待，为什么罗马执法官认为它具有这样的约束力，也就是说，对于某些行为，承认因‘诚信’要素而产生的法律效力。”“诚实”产生出一种新的民事诉讼程序，“这种程序正是诉讼程序变更的萌芽”。[6]（P236-237）后世有学者把罗马法中的诚信原则称为“真实义务”，即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关系人包括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等在民事诉讼中应负陈述真实情况的义务。罗马法把诉讼上当事人违背真实义务的行为分为三种：㈠诉讼法上故意主张非真实者；㈡故意违背法律而请求权利保护或作防御者；㈢主张虽是真实，或已得到法院准许，但目的在使诉讼迟延或使诉讼混乱，而致使真实发现感觉困难者。罗马法还规定，对于故意违背真实义务的人，应当处以“虚言罚”。可以看出，罗马法规定的诉讼中的真实义务即诚信原则的基本内容，奠定了诚信原则的基础，这在人类法制史上还是第一次。此外，罗马法中还有宣誓制度，“罗马法确认真实义务为法律上之义务，以善意之宣誓为其担保手段。[7]（P16）”宣誓和诚信原则是互为表里的。从古代到近代，西欧各国在民事诉讼中普遍实行宣誓制度，通过宣誓使法律程序上的供述能够真实，对于不真实的，虚假的陈述予以严厉的制裁。
近代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日益发展，在法律上非常尊重个人的自由放任，私法上的诚信原则受到冲击，这势必影响到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上的适用。与此同时，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联系的民事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处分权主义、辩论主义却有很大的发展。表现在诉讼中就是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虚假陈述不受法律禁止，如果发现陈述有不真实之处，反驳的责任在于对方当事人，法院不作任何要求。原告是进攻者，被告是防御者，法庭是双方的战场。当事人为了达到胜诉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竟为虚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学理论界对于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颇多争议，有学者主张诚信不应成为诉讼法上的义务，只是道德上的义务。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私法中的私人自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受到了限制,反映在民事诉讼法上就是对当事人义务的增加,诚信作为当事人应遵循的原则又突出来,德国最高法院1921年61日的判例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事人的诉讼关系与他们在实体法上的关系,同样受诚信原则的支配。”当时的学者们也认为：“诚信原则支配民事诉讼法，确实与其支配一切法域相同，国家绝不给予不正之人或无良心之人以一种工具。”[8]（P20）
西方国家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诚信原则都有不同程序的规定。例如，1895年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178条规定：“当事人据以声明所必要之一切事情，须完全真实且正确陈述之。”还规定当事人所作的不真实的陈述属违法行为，如果是出于故意或过失，当事人应负损害赔偿的义务。第377条规定，当事人宣誓后故意作的虚伪陈述可构成犯罪。1911年的奥利民事诉讼更明确地规定：“当事人或代理人以恶意陈述显然虚伪之事实，或对他造陈述之事实为显然无理由之争执或提出显然不必要这证据者，法院应科认定额以下之罚。” 德国1993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法第138条规定：“当事人基于事实上之状况，应完全陈述之。”1950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也继承了诚信原则，它规定法官对违背诚信原则弄虚作假的当事人，可以采取“不利益这评论”如果当事人违反真实义务，致使诉讼迟延，依据德国诉讼费用法第39条的规定，应承担因延滞诉讼而产生的诉讼费用。意大利1942年新民事诉讼法第88条规定：“当事人关于事实上之情况，应完全且真实陈述之”，要求当事人及其律师对代表国家的法院应负诚实及信义的义务。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27条、131、331、339条都涉及到真实义务和诚信原则。例如第339条规定：“曾经宣誓之当事人为虚伪时，法院将以裁定科五千元以下罚款。”第91条规定，如果当事人故意违背真实义务和诚信原则作虚假陈述而致发生无益之诉费用，法院可命该当事人负担此项诉讼费用。除此，英、美、法等国也有关于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的规定，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三、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诚信原则之必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诚信原则已从民法中独立出来，在许多国家的民事诉讼领域里被采用为指导原则，而且许多国家的法院在民事诉讼领域实践中逐渐扩大了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诚信原则已经渗透到诉讼的各个民事诉讼程序中，不仅在审判程序，就是在执行程序，破产程序等，法官都在积极地、频繁地适用诚信原则解决新产生的复杂纠纷及法律问题。[9]（P126）这给我国的民事诉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启示，我国有必要确立民事诉讼诚信原则。
（一）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确立的理论根据。在民事诉讼中确立诚信原则，笔者认为其根据主要有：1、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具有独特的功能。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功能是独特的，它对于制约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防止诉权、审判权的滥用，同时弥补民事诉讼立法的空白具有其他诉讼基本原则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如果某些问题是民事诉讼法没有作出相关规定，法官就可以根据该原则直接行使自由裁量权。从原则系统看，该原则是对其他原则的补充。例如辨论原则、处分原则是对当事人自主权和自治权的保障，而诚信原则则是对当事人自主权和自治权的限制。而对权利的制约与对权利的保障一样是不可缺少的，否则将无法实现诉讼的实质公正。另外，诚信原则的独特功能还表现在它使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更好地衔接了起来，关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马克思早有论述。诚信原则使二者“具有同样的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以更好地确认并实现民事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实现民事诉讼法目的。在民事诉讼法中适用诚信原则， 即是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衔接的需要。2、诚信原则是民事诉讼效益价值的公然要求。这可以人效率和效力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要提高法院的办事效率，需要确立诚信原则。民事诉讼是一个运动过程，不仅是一个物质消耗过程，也是一个时间消耗过程。[10]（P15）人民法院在处理一个论争时，时间消耗越多，其物质消耗也必然增多。诉讼过程的消耗将直接抵消权利人所期望的诉讼利益。从19世纪未始，诉讼制度所具有的公共性质被日益强调，民事诉讼从“当事者自己的事”向“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事”这一认识转换。基于这种认识，诉讼当事人并非对立关系，应视为协力关系。[11]（P336-337）这种诉讼观念必然要求当事人双方诚实守信，积极配合诉讼程序的进行。否则，对当事人和法院都是一种利益的损失。另一方面，诚信原则是确保判决效力的需要。对法院已生效的判决，当事人双方应予以尊重，不然就是前功尽弃，资源浪费，不但诉讼的目的实现不了，还将有损国家的审判权威。因此，只有保证法院的办事效率和判决效率，才能真正实现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价值。这就有必要确立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上的地位。3、诚信原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纠纷的需要。⑴市场经济不但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主体间的民事、经济冲突的解决，不但要遵循诉讼法的具体规定，而且要体现善良、诚实等的诉讼意思内容。无论是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还是作为裁判者的法官，都要以公序良俗的诉讼本意参与到诉讼中来。具有法律和道德双重调节功能的诚信原则无疑对此有很好的规范作用。⑵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毋庸置疑的，这当然也包括平等的享有和行使诉讼权利。但在诉讼实践中却存在着种种不平等的因素。例如，名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诉讼，或一方当事人是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法人，其他组织等，诉讼外地位悬殊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等，如果没有特别实际有效的制约手段，这些因素会成为阻却程序公正的东西。诚信原则将是保障当事人平等的行使诉讼权利的一个手段。⑶诚信原则可缓解民事诉讼过度的对抗状态，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当事人双方的对抗是民事诉讼最为显著的特征。在诉讼中，当事人为争取有利于自己的裁决往往不择手段，铤而走险，加之律师业的活跃，造成当事人双方过分的攻击防御活动，这只能使当事人的矛盾尖锐化，不利于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经济的发展。为此，就需要确立强调诉讼主体之间协调关系的诚信原则的法律地位。[12]（P89-90）
（二）诚信原则的确立不仅有其理论根据，而且也存在着其实践基础。1、法官有不诚信的诉讼行为。这主要表现在司法不公正。在诉讼实践中有的法官为利益所驱，在民事诉讼中不能保证中立性，有意偏袒一方当事人，甚至枉法裁决，循私舞弊，或者不能正确处理地方利益与集体利益，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搞地方保护主义。2、当事人存在有不诚信诉讼行为。这种行为是一种主观故意。它主要有如下表现：⑴虚伪承认。当事人为了自我利益或出于其他目的，在承认对方的陈述的不实是求事，而是做虚假的诉讼上的承认。⑵作互相矛盾的陈述。在诉讼过程中，为扰乱法官和对方当事人的正确判断，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结果，当事人往往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作自相矛盾的陈述。⑶用不正当的手段形成利已的诉讼状态。常用的手段：故意规避法律，让证人作假证，滥用诉讼权利，实施诉讼突袭行为等。3、其他诉讼参与人也有不诚信诉讼行为。其他诉讼参与人主要包括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勘验人员等。就代理人而言，他们的不诚信诉讼行为有：滥用代理权，超越代理权，向当事人传授不正当的诉讼方法和手段等；就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勘验人员而言，他们的不诚信行为主要表现为接受当事人的好处，提供虚假的证词，作出与事实不符的鉴定结论，勘验结论或翻译等。
（三）我国法学界有学者认为诚信原则本身具有模糊性和较差的规范性，它在一国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需要一定的“软、硬”条件。其“软件”是指具有悠久的法制传统，发达的诉讼文化以及公民自主、自立的诉讼意识；“硬件”则是要有成熟的立法技术，相对灵活的司法体制和具有高度法律素养的法官阶层。他们通过否认中国具有相应的文化传统和制度资源，而否定在中国民事诉讼中适用诚信原则。[13]（P27）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看，自古迄今，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诚信这一基本原则，但却包含有这一基本原则的内容和精神。早在西周时，奴隶制的法律就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中要诚实守信。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当事人的盟誓制度，这几乎和罗马时代的宣誓制度一样，具有浓厚的神明裁判，宗教迷信色彩。我国封建社会保留了宣誓制度并且封建时代的法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德主刑辅”是封建法律的一个显著特征。儒家的伦理道德贯彻于封建法律的各个方面，道德义务也就是法律义务。“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它要求做人要诚实守信。这种道德观念反映在民事诉讼法上就是要遵循诚信原则，诚信对当事人既是道德义务，又是法律义务，像在实体法中的民刑不分一样，我国古代的程序法也是民刑不分，二者诉讼依据的原则大致相同。在这种刑民通用的诉讼程序中，诚信原则有重要地位，历史法律都要求告诉人对他所告的事实，负担更大的责任。则如《秦律》、《唐律》都有相关规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地方政权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也制定一些法律、法规、条例，其中不少涉及到诚信原则的内容。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诚信原则没有明文规定，但若干条文包含了诚信原则的内容和精神。例如，民事诉讼法第7条102条129条130条等的规定。
其次，正是由于我国存在超职权的民事诉讼模式，法院的职权色彩十分浓厚，才有必要将道德范畴引入原则中对法官进行制约。随着我国民事诉讼体制、诉讼观念的转变和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和处分权的强化，当事人滥用权利的可能性增大，所以，从这方面说也有必要用诚信原则对其加以约束。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立法技术和法官的素质日益提高，司法体制日趋完善，我国完全有适用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的条件。对于亦公民自主自律的诉讼意识来否认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的适用，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若是公民有自主自律的诉讼意识，那还用得着诚信原则来规范其行为吗！总之，那种否认我国有适用诚信原则条件的说法是有失偏颇的，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消极的、形而上学的主张，上述学者也曾指出我国民事诉讼适用诚信原则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这有其可能性，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四）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民事诉讼模式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诉讼观念的变化以及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之深化，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的要求愈来愈高，我国应确立 ，民事诉讼诚信原则。那么，具体该如何确立此原则呢？笔者建议：1、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诚信原则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与诉讼权利平等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等共同构成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基本原则体系，这不仅是必要的。同时也是法律国际化，一体化的体现。2、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那些诉讼行为是不诚信的诉讼行为，是应当限制实施或禁止的行为。3、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实施违反诚信原则的诉讼行为的法律后果。
四、我国民事诉讼法适用原则的具体情形
诚信原则是一般性条款，存在固有的模糊性，其适用不当，必会“损害法的安定性”或者“致使程序细化”。因此，有必要规定该原则的具体适用情形。
首先，何时适用该原则呢？作为现代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应贯穿于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对民事诉讼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日本有学者认为，诚信原则只能作为补充原则，它真正起作用的地方是在不适用它就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形。 这无疑贬低了该原则的作用，缩小了其适用范围。诚信原则是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统一，其抽象性是指其内涵丰富精深，其外延不能一一穷尽；其具体性则指立法中总能找到该原则的一些具体。法官在适用该原则时，得先就其具体规定适用，若无具体规定供选择，才可抽象地适用该原则。填补立法漏洞只起诚信原则功用之片鳞。可见，上述观点只看到了基抽象性，未负失之偏颇。
其次，我国民事诉讼法正处于过渡阶段，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并存，且考虑到民事诉讼法保护当事人 的实体权利与维护私法秩序之目的，笔者认为，诚信原则对法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均有规则作用。
最后，根据各国的学说和司法实践，结合我国的国情，将民事诉诚信原则的具体适用情形构思如下：㈠对当事人的规制。1、排除不正当的诉讼状态。指当事人一方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恶意利用法律漏洞，或者不正当地妨碍对方当事人有效地实施诉讼行为，从而形成有利于自己损害他人利益的诉讼状态时，对方当事人对此可以提出异议，法院也可以根据诚信原则否定一方当事人已经恶意实施的诉讼行为。2、诉讼上的禁反言。这主要是防止一方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之间出现前后互相矛盾的诉讼行为，从而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3、禁止滥用诉讼权利。它意在防止当事人恶意拖延诉讼，或者阻挠诉讼的进行。4、诉讼上权利的失效。即一方当事人长期不行使其诉讼权能，使对方当事人认为他已没有行使其权能的意思时，为保护对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不再允许当事人行使该项权能。5、禁止伪证。要求当事人不得使用不正当的手段让证人作假证。此外，当事人在承认对方陈述的事实时，应当实事求是，不得作虚伪承认。一旦法院发现当事人所承认的事实不存在，应当否定该承认的法律效力。6、禁止实施诉讼突袭行为。实施突然袭击被普遍认为是违反民事诉讼程序公正，有悖于诉讼诚信原则的不正当诉讼行为。在诉讼推理过程中赋予当事人充分陈述，提出诉讼资料，质证，答辩的机会和条件，是程序保障和程序性公正必不可少的内容。如果一方当事人未经合法程序即用隐蔽的诉讼证据向另一方当事人实施突然攻击，使该当事人没有防御的机会，而在诉讼中处于劣势，这是最明显的缺乏诚意的不当诉讼行为。㈡对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规制。具体要求：1、诉讼代理人不得在诉讼中滥用和超越代理权、在代理权限内进行诉讼代理行为，对委托人和法院要诚实。2、证人不得作虚假证词。3、鉴定人不得作与事实不符的鉴定结论。4、翻译人员不得故意作与诉讼文件陈述或书写原意不符的翻译。㈢对法官的规制。要求法官不得滥用审判权；在判断证据时，应当实事求是，不得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任意加以取舍和否定，公平地对待双方当事人；不得实施突袭性裁判。[14]（P129-131；P91-92）
五、违反民事诉讼诚信原则法律后果之建议 [15]（P8-9）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若违反诚信原则，可使其承担如下法律后果：㈠失权。即当事人的行为违背诚信原则时，法官可以剥夺当事人法律上的特定权利。如：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间行使上诉权、管辖异议权等时，将丧失这些权利。㈡限制权利。即对违反诚信原则，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予以适当的限制。如：当事人违反真实义务，作虚假自认的，其自认不发生法律效力。㈢民事罚款。对于拖延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进行诉讼者，可处以一定数量的民事罚款。㈣提出异议。对恶意制造诉讼状态的行为，对方当事人对此可提出异议，法院可根据诚信原则排除一方当事人已恶意实施的诉讼行为。㈤民事责任的承担。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恶意诉讼，怠于举证或举证不实，违背真实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㈥提起诉讼。如果原告方滥讼对相对方造成损害的，受害者可以由此对滥讼者提起诉讼。
法官违反诚信原则的，可产生如下法律后果：㈠当事人实施诉讼行为。如为防止法官阐明权影响双方当事人权利，德、日等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一方当事人阐明的情况必要时告知对方当事人，同时也允许当事人对法官的阐明行为提出异议。㈡追究法律责任。对法官偏离审判规范，恣意滥施的审判行为，应追究相关法官的过错责任。如有严重或屡次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可以取消法官审判资格。
结语
民事诉讼法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具有精深道德内涵和浓厚文化色彩的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贯彻，必将有利于我国诉讼制度的构建。在我们这个具有独特的诉讼文化，司法制度尚不十分健全的国家，确立诚信原则，对改革和完善诉讼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法制文明，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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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律师责任保险制度
冯兴吾 潘自成 刘文辉
随着律师业务的迅速发展和律师队伍的急剧增大，必然会带来律师的责任风险，以保险方式转嫁律师的责任风险，就形成了律师责任保险。律师责任保险的开办，对于转嫁律师责任风险，提高律师诚信，保护律师机构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律师责任保险的概念
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责任保险是律师机构在依法履行律师职业时，因工作过错给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时，依法应当承担律师赔偿责任的，属于律师责任保险合同规定的范围内，由保险人对律师机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金额及有关费用给予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一旦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由于失误造成当事人的损失，当事人提出赔偿要求的，由律师事务所申请保险公司代为赔偿，保险公司在查清当事人所受的损害确系律师的责任之后，即向当事人支付一定限额的赔偿金。
二、律师责任保险的必要性
1、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哲学基础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人的认识能力既具有至上性，又具有非至上性，是两者的统一。从整个人类的发展来看，人的认识能力有至上性，是无限的，但具体到特定时代的特定人，其认识能力又具有非至上性、有限性。律师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有时会因为主客观方面的限制而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事物。因此，弥补错误的措施就具有必然性，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尽量消除错误所产生的损害，补偿当事人的有关当事人的损失，即是保障法律制度有效畅通运行和必要条件。律师责任保险是基于此原因而成为律师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法理基础
每一个参加法律关系的人，都应当对其行为负责。独立的人格与独立的责任能力是紧密相连的，责任的存在一方面可以约束当事人依法办事；另一方面亦可在一方越过法律所制定的界线时，强迫其对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负责，弥补当事人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因此，律师在执业中违反法律规定或由于其自身过错而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因受律师违法执业或因其过错而致经济损失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赔偿损失。尽管各律师事务所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提高律师的素质和执业质量，但律师执业失误以致被判赔偿的风险还是难以避免的。许多国家的保险公司都了律师责任保险以分担其因专业工作上的失误造成诉讼赔偿的风险。
3、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现实必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9条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过错或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得免除或者限制因违法执法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增强了律师责任保险的必要性。随着法制的逐步完善以及公众对律师责任的认识和要求的逐步提高，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责任保险将会变成现实。
三、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意义
1、律师责任保险提高和维护了律师的信誉。
有律师责任保险，律师行业将真正成为可以向社会承担全面法律责任的行业，成为一个有信誉、负责任的行业。因为律师责任保险可以有效地转嫁律师责任风险，提高律师行业的抗风险能力，为律师行业正常、健康、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风险保障。如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赔偿案，赔偿金额达到40万元，高额赔偿金是一般律师事务所难以承受的，而通过律师责任保险则可以快速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
2、律师责任保险为律师行业拓展高风险、高财产标的等重大律师业务提供了资信保障。
律师在办理重大业务时，当事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出现责任差缺给当事人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时，是否赔偿得起。尤其一些新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在开展业务时，经常遇到此类问题。
3、律师责任保险对提高律师管理水平有益。
通过对律师责任保险中的索赔案件的分析，对责任事故发生的原因、细节分析归纳，反馈给律师机构和律师管理机构，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质量管理措施和制定相应管理办法、业务规范，从而起到提高律师质量和律师业务水平的作用。同时，在条件成熟时，可以把律师机构赔偿能力的高低和赔偿记录，作为律师评选、处罚、确定等级和从事特殊律师业务的重要条件之一。
四、律师责任保险的具体框架
1、律师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及其权利义务
律师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执业的律师事务所，是律师责任保险的直接受益人。其主要权利和义务是：①在发生律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可以直接向保险人索赔，并依法获得保险赔偿；②按照规定提取缴纳律师赔偿基金，依法办理机构的登记、年检、注册手续；③如实申报执业律师、律师业务数量、律师业务收等保险合同约定的事项。如因隐瞒律师收入导致保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拒绝赔付，该律师事务所要自行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法律责任；④及时通知义务，在发生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律师事务所索赔，提起诉讼、调解、公诉等事项时，投保人应按保险公司约定的时间通知保险人。
2、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
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应采取一切险的方式，即被保险人因律师执业行为，依法应对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只要不属于保险合同列明的除外责任，保险人均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所作的律师业务，只要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律师事务所提出索赔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均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事务所或律师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①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②被保险无有效律师执业证书或未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应持有的其他资格证书，办理律师业务的；③被保险人从事律师执业以外的任何行为；④被保险人的注册执业律师以个人名义私自接受委托或在其他律师事务所执业；⑤被保险人向保险人隐瞒或不如实告知，情节严重的；⑥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的其他免责的情况。
3、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费
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应实行比例费率制，即按照律师业务总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保险费；实行压年计费制，即按律师事务所上一年度的律师业务收入为基准计算本年度的保险费；实行浮动费率制，即由基本保费加上浮动保费构成。
基本保费按投保人上一年度的律师业务总收入的1－3％计提。律师责任保险的前十年，只缴纳基本保费。浮动保费的测算可以10年为一个测算周期，保险公司赔款支出总额与保险人所交基本保费总额达到约定比值时，保费费率可以在基本保险费率的基础上实行上浮或下调。上浮的费率称为风险费率，下调的费率称为优惠费率，两者相互结合构成浮动保费。
4、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赔偿范围
律师责任保险赔偿的范围指在保险事故中，保险人对哪些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主要包括以下费用：①人民法院裁决或经保险人同意由律师事务所与律师责任索赔当事人协商确定的因律师责任而引起的赔偿金额；②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③其他费用。如为进行诉讼支出的差旅费、调查取证的费用等；④法律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应由保险人承担的费用。如律师保险责任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缩小或减少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
5、律师责任保险中的保险人的确定
律师责任保险应实行全行业的强制性统一保险，由全国律师协会统一向保险公司投以律师事务所为被保险人的全行业律师责任保险。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人是依法成立具有经营律师责任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由律师协会在行业系统中收取律师事务所当年的一定比例，作为执业律师责任赔偿基金，由全国律师协会统一管理、统一使用。一旦律师事务所发生责任赔偿时，在使用本所缴纳的费用外，调剂一部分基金，以提高律师抗风险的能力。
安徽省宣城市司法局
中共宣城市委党校
电话：0563－3021349
电子信箱：notary1964@hotmail.com
主要参考书目：
1、陈运会：《律师职业责任保险制度探讨》，《中国司法》，2001年第9期
2、刘颖：《试论公证赔偿责任》，《中国司法》，2003年第1期
宋绍青
前 言
《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所谓诚实信用原则（简称诚信原则），是道德观念的法律化。诚信原则在私法领域，尤其是在民法的债权理论中，诚信原则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多数国家的民法典都明确规定将诚信原则作为其基本原则。有学者称为“经典原则”、“帝王条款”。而将作为民事实体法准则的诚信原则运用到民事诉讼中，则是学术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修改后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真实义务”，这实际上确立了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上的地位。如今在西方国家，无论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大都承认诚信原则适用于民事诉讼领域，谁也不会否定诚信原则作为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之一的存在价值。但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诚信原则还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我国的民事诉讼立法没有明确规定该原则。那么，该如何正确认识民事诉讼诚信原则呢？我国民事诉讼法有无确立诚信原则之必要呢？若确立诚信原则又如何避免其可能出现的“软化”呢？对此，笔者略述浅见。
一、诚信原则概述
作为道德规范的诚实信用，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1]（P301）随着社会的发展，为了协调各种矛盾和冲突，立法者开始注重道德规范的调整作用，将诚信等道德规范引入法典，成为近现代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已为世界各国民事法律所普遍确认。我国民法，包括合同法也都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对于诚信原则的本质，可以作如下考虑：㈠诚信原则为市场经济活动的准则。在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它要求市场参加者均要符合于“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其他竞争者，不损害社会公益和市场道德秩序的前提下，去追求自己的利益。㈡诚信原则为道德准则的法律化。正如杨仁寿先生所言，诚信原则虽以社会伦理为基础，唯其并非道德，而是将道德法律技术化。[2]（P171）即诚信原则虽说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准则，但在被立法者规定为一个法律条文后，已不再是单纯的道德规则，而成为一项法律规范，但与一般的法律规范亦有不同，它是以道德为内容的法律规范。㈢诚信原则的实质在授予法院以自由裁量权。诚信原则的内容极为概括、抽象，它所涵盖的范围极大，远远超过其他一般条款，乃属一白纸规定。可以说，它是给法官的空白委任状。立法者正是通过这种空白委任状授予法官以自由裁量权，使之能够应付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以实现法的稳定性与灵活性的结合。
德国学者 Hedemann指出，诚信原则之作用力，世罕其匹，为一般条款之首位。 笔者认为，诚信原则从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准则，上升为涵盖整个民法领域的基本原则，在具体的适用中，其功能主要有：㈠指导当事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如《瑞士民法典》第2条，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现行《合同法》第5、6的规定，要求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时，兼顾对方当事人利益和社会一般利益，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诚实商人的标准，只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凡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有悖于诚信原则，应构成违法。㈡解释、评价和补充法律行为的功能。如《德国民法典》第157条，我国现行《合同法》第125条的规定。杨仁寿先生指出，诚信原则为解释，补充和评价法律行为的准则。[3]（P171）诚信原则运用之结果，可创造、变更、消灭、扩张、限制约定之权利义务，亦可发生撤销法律行为或增减给付之依据，或成立一般恶意之抗辩。㈢解释和补充法律的功能。一般而言，法律条文均极为抽象，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必须加以解释。进行法律解释的，必须受诚信原则的支配，始能维护公平正义。特别是在法律规定有欠缺或不完备而为漏洞补充的，更须以诚信原则为最高准则予以补充，完善法律对现实社会关系的调整。[4]（P35-65）
有学者将诚信原则喻为“双刃剑”，即诚信原则若运用得当，得可充分发挥其功能，补充法律之漏洞，使法律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反之，若滥用诚信原则，必将损害法律的权威和法体系的安定。因此，在具体适用诚信原则时，我们应明确在什么场合，什么条件下可以适用；在什么场合，什么条件下不能适用。
二、从国外民事诉讼立法看诚信原则——已成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作为民事实体法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概念能否适用于民事诉讼领域，学术界在此问题上曾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即使是现在，对该原则也分为否定说和肯定说。否定说的出发点立足于民事诉讼的自由主义；肯定说则着眼于诉讼的职权因素。但无论怎样，在现代西方各国，诚信原则作为民事诉讼的一个基本原则的存在价值已越来越得到承认。诚信原则相继在一些国家的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并多将这一原则具体化。[5]（P86-87）
在罗马时代，罗马法要求民事诉讼要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意大利著名的罗马法学家朱赛佩•格罗索在他的《罗马法史》一书中论述了罗马的民事诉讼法时说：“可信任性和信义主宰着各不同城邦市民之间关系的整个发展过程，这一事实以及诚信标准的产生方式告诉我们为什么诚信被直接作为具有约束力的规范要素加以看待，为什么罗马执法官认为它具有这样的约束力，也就是说，对于某些行为，承认因‘诚信’要素而产生的法律效力。”“诚实”产生出一种新的民事诉讼程序，“这种程序正是诉讼程序变更的萌芽”。[6]（P236-237）后世有学者把罗马法中的诚信原则称为“真实义务”，即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关系人包括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等在民事诉讼中应负陈述真实情况的义务。罗马法把诉讼上当事人违背真实义务的行为分为三种：㈠诉讼法上故意主张非真实者；㈡故意违背法律而请求权利保护或作防御者；㈢主张虽是真实，或已得到法院准许，但目的在使诉讼迟延或使诉讼混乱，而致使真实发现感觉困难者。罗马法还规定，对于故意违背真实义务的人，应当处以“虚言罚”。可以看出，罗马法规定的诉讼中的真实义务即诚信原则的基本内容，奠定了诚信原则的基础，这在人类法制史上还是第一次。此外，罗马法中还有宣誓制度，“罗马法确认真实义务为法律上之义务，以善意之宣誓为其担保手段。[7]（P16）”宣誓和诚信原则是互为表里的。从古代到近代，西欧各国在民事诉讼中普遍实行宣誓制度，通过宣誓使法律程序上的供述能够真实，对于不真实的，虚假的陈述予以严厉的制裁。
近代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日益发展，在法律上非常尊重个人的自由放任，私法上的诚信原则受到冲击，这势必影响到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上的适用。与此同时，与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相联系的民事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处分权主义、辩论主义却有很大的发展。表现在诉讼中就是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虚假陈述不受法律禁止，如果发现陈述有不真实之处，反驳的责任在于对方当事人，法院不作任何要求。原告是进攻者，被告是防御者，法庭是双方的战场。当事人为了达到胜诉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竟为虚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学理论界对于民事诉讼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颇多争议，有学者主张诚信不应成为诉讼法上的义务，只是道德上的义务。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私法中的私人自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受到了限制,反映在民事诉讼法上就是对当事人义务的增加,诚信作为当事人应遵循的原则又突出来,德国最高法院1921年61日的判例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事人的诉讼关系与他们在实体法上的关系,同样受诚信原则的支配。”当时的学者们也认为：“诚信原则支配民事诉讼法，确实与其支配一切法域相同，国家绝不给予不正之人或无良心之人以一种工具。”[8]（P20）
西方国家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诚信原则都有不同程序的规定。例如，1895年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178条规定：“当事人据以声明所必要之一切事情，须完全真实且正确陈述之。”还规定当事人所作的不真实的陈述属违法行为，如果是出于故意或过失，当事人应负损害赔偿的义务。第377条规定，当事人宣誓后故意作的虚伪陈述可构成犯罪。1911年的奥利民事诉讼更明确地规定：“当事人或代理人以恶意陈述显然虚伪之事实，或对他造陈述之事实为显然无理由之争执或提出显然不必要这证据者，法院应科认定额以下之罚。” 德国1993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法第138条规定：“当事人基于事实上之状况，应完全陈述之。”1950年颁布的新民事诉讼法也继承了诚信原则，它规定法官对违背诚信原则弄虚作假的当事人，可以采取“不利益这评论”如果当事人违反真实义务，致使诉讼迟延，依据德国诉讼费用法第39条的规定，应承担因延滞诉讼而产生的诉讼费用。意大利1942年新民事诉讼法第88条规定：“当事人关于事实上之情况，应完全且真实陈述之”，要求当事人及其律师对代表国家的法院应负诚实及信义的义务。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27条、131、331、339条都涉及到真实义务和诚信原则。例如第339条规定：“曾经宣誓之当事人为虚伪时，法院将以裁定科五千元以下罚款。”第91条规定，如果当事人故意违背真实义务和诚信原则作虚假陈述而致发生无益之诉费用，法院可命该当事人负担此项诉讼费用。除此，英、美、法等国也有关于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的规定，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三、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诚信原则之必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诚信原则已从民法中独立出来，在许多国家的民事诉讼领域里被采用为指导原则，而且许多国家的法院在民事诉讼领域实践中逐渐扩大了诚信原则的适用范围。“诚信原则已经渗透到诉讼的各个民事诉讼程序中，不仅在审判程序，就是在执行程序，破产程序等，法官都在积极地、频繁地适用诚信原则解决新产生的复杂纠纷及法律问题。[9]（P126）这给我国的民事诉立法和司法实践以启示，我国有必要确立民事诉讼诚信原则。
（一）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确立的理论根据。在民事诉讼中确立诚信原则，笔者认为其根据主要有：1、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具有独特的功能。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功能是独特的，它对于制约诉讼主体的诉讼行为，防止诉权、审判权的滥用，同时弥补民事诉讼立法的空白具有其他诉讼基本原则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如果某些问题是民事诉讼法没有作出相关规定，法官就可以根据该原则直接行使自由裁量权。从原则系统看，该原则是对其他原则的补充。例如辨论原则、处分原则是对当事人自主权和自治权的保障，而诚信原则则是对当事人自主权和自治权的限制。而对权利的制约与对权利的保障一样是不可缺少的，否则将无法实现诉讼的实质公正。另外，诚信原则的独特功能还表现在它使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更好地衔接了起来，关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马克思早有论述。诚信原则使二者“具有同样的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以更好地确认并实现民事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实现民事诉讼法目的。在民事诉讼法中适用诚信原则， 即是民事实体法与诉讼法衔接的需要。2、诚信原则是民事诉讼效益价值的公然要求。这可以人效率和效力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要提高法院的办事效率，需要确立诚信原则。民事诉讼是一个运动过程，不仅是一个物质消耗过程，也是一个时间消耗过程。[10]（P15）人民法院在处理一个论争时，时间消耗越多，其物质消耗也必然增多。诉讼过程的消耗将直接抵消权利人所期望的诉讼利益。从19世纪未始，诉讼制度所具有的公共性质被日益强调，民事诉讼从“当事者自己的事”向“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事”这一认识转换。基于这种认识，诉讼当事人并非对立关系，应视为协力关系。[11]（P336-337）这种诉讼观念必然要求当事人双方诚实守信，积极配合诉讼程序的进行。否则，对当事人和法院都是一种利益的损失。另一方面，诚信原则是确保判决效力的需要。对法院已生效的判决，当事人双方应予以尊重，不然就是前功尽弃，资源浪费，不但诉讼的目的实现不了，还将有损国家的审判权威。因此，只有保证法院的办事效率和判决效率，才能真正实现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价值。这就有必要确立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上的地位。3、诚信原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纠纷的需要。⑴市场经济不但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主体间的民事、经济冲突的解决，不但要遵循诉讼法的具体规定，而且要体现善良、诚实等的诉讼意思内容。无论是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还是作为裁判者的法官，都要以公序良俗的诉讼本意参与到诉讼中来。具有法律和道德双重调节功能的诚信原则无疑对此有很好的规范作用。⑵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毋庸置疑的，这当然也包括平等的享有和行使诉讼权利。但在诉讼实践中却存在着种种不平等的因素。例如，名人作为一方当事人的诉讼，或一方当事人是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法人，其他组织等，诉讼外地位悬殊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等，如果没有特别实际有效的制约手段，这些因素会成为阻却程序公正的东西。诚信原则将是保障当事人平等的行使诉讼权利的一个手段。⑶诚信原则可缓解民事诉讼过度的对抗状态，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当事人双方的对抗是民事诉讼最为显著的特征。在诉讼中，当事人为争取有利于自己的裁决往往不择手段，铤而走险，加之律师业的活跃，造成当事人双方过分的攻击防御活动，这只能使当事人的矛盾尖锐化，不利于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经济的发展。为此，就需要确立强调诉讼主体之间协调关系的诚信原则的法律地位。[12]（P89-90）
（二）诚信原则的确立不仅有其理论根据，而且也存在着其实践基础。1、法官有不诚信的诉讼行为。这主要表现在司法不公正。在诉讼实践中有的法官为利益所驱，在民事诉讼中不能保证中立性，有意偏袒一方当事人，甚至枉法裁决，循私舞弊，或者不能正确处理地方利益与集体利益，地方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搞地方保护主义。2、当事人存在有不诚信诉讼行为。这种行为是一种主观故意。它主要有如下表现：⑴虚伪承认。当事人为了自我利益或出于其他目的，在承认对方的陈述的不实是求事，而是做虚假的诉讼上的承认。⑵作互相矛盾的陈述。在诉讼过程中，为扰乱法官和对方当事人的正确判断，形成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结果，当事人往往在不同的诉讼阶段作自相矛盾的陈述。⑶用不正当的手段形成利已的诉讼状态。常用的手段：故意规避法律，让证人作假证，滥用诉讼权利，实施诉讼突袭行为等。3、其他诉讼参与人也有不诚信诉讼行为。其他诉讼参与人主要包括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勘验人员等。就代理人而言，他们的不诚信诉讼行为有：滥用代理权，超越代理权，向当事人传授不正当的诉讼方法和手段等；就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勘验人员而言，他们的不诚信行为主要表现为接受当事人的好处，提供虚假的证词，作出与事实不符的鉴定结论，勘验结论或翻译等。
（三）我国法学界有学者认为诚信原则本身具有模糊性和较差的规范性，它在一国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需要一定的“软、硬”条件。其“软件”是指具有悠久的法制传统，发达的诉讼文化以及公民自主、自立的诉讼意识；“硬件”则是要有成熟的立法技术，相对灵活的司法体制和具有高度法律素养的法官阶层。他们通过否认中国具有相应的文化传统和制度资源，而否定在中国民事诉讼中适用诚信原则。[13]（P27）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历史发展看，自古迄今，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诚信这一基本原则，但却包含有这一基本原则的内容和精神。早在西周时，奴隶制的法律就要求当事人在诉讼中要诚实守信。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当事人的盟誓制度，这几乎和罗马时代的宣誓制度一样，具有浓厚的神明裁判，宗教迷信色彩。我国封建社会保留了宣誓制度并且封建时代的法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德主刑辅”是封建法律的一个显著特征。儒家的伦理道德贯彻于封建法律的各个方面，道德义务也就是法律义务。“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它要求做人要诚实守信。这种道德观念反映在民事诉讼法上就是要遵循诚信原则，诚信对当事人既是道德义务，又是法律义务，像在实体法中的民刑不分一样，我国古代的程序法也是民刑不分，二者诉讼依据的原则大致相同。在这种刑民通用的诉讼程序中，诚信原则有重要地位，历史法律都要求告诉人对他所告的事实，负担更大的责任。则如《秦律》、《唐律》都有相关规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地方政权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也制定一些法律、法规、条例，其中不少涉及到诚信原则的内容。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对诚信原则没有明文规定，但若干条文包含了诚信原则的内容和精神。例如，民事诉讼法第7条102条129条130条等的规定。
其次，正是由于我国存在超职权的民事诉讼模式，法院的职权色彩十分浓厚，才有必要将道德范畴引入原则中对法官进行制约。随着我国民事诉讼体制、诉讼观念的转变和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和处分权的强化，当事人滥用权利的可能性增大，所以，从这方面说也有必要用诚信原则对其加以约束。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立法技术和法官的素质日益提高，司法体制日趋完善，我国完全有适用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的条件。对于亦公民自主自律的诉讼意识来否认民事诉讼诚信原则的适用，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若是公民有自主自律的诉讼意识，那还用得着诚信原则来规范其行为吗！总之，那种否认我国有适用诚信原则条件的说法是有失偏颇的，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消极的、形而上学的主张，上述学者也曾指出我国民事诉讼适用诚信原则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这有其可能性，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四）随着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民事诉讼模式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诉讼观念的变化以及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之深化，司法公正和程序正义的要求愈来愈高，我国应确立 ，民事诉讼诚信原则。那么，具体该如何确立此原则呢？笔者建议：1、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诚信原则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与诉讼权利平等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等共同构成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基本原则体系，这不仅是必要的。同时也是法律国际化，一体化的体现。2、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那些诉讼行为是不诚信的诉讼行为，是应当限制实施或禁止的行为。3、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司法解释中明确规定实施违反诚信原则的诉讼行为的法律后果。
四、我国民事诉讼法适用原则的具体情形
诚信原则是一般性条款，存在固有的模糊性，其适用不当，必会“损害法的安定性”或者“致使程序细化”。因此，有必要规定该原则的具体适用情形。
首先，何时适用该原则呢？作为现代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它应贯穿于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对民事诉讼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日本有学者认为，诚信原则只能作为补充原则，它真正起作用的地方是在不适用它就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形。 这无疑贬低了该原则的作用，缩小了其适用范围。诚信原则是抽象性和具体性的统一，其抽象性是指其内涵丰富精深，其外延不能一一穷尽；其具体性则指立法中总能找到该原则的一些具体。法官在适用该原则时，得先就其具体规定适用，若无具体规定供选择，才可抽象地适用该原则。填补立法漏洞只起诚信原则功用之片鳞。可见，上述观点只看到了基抽象性，未负失之偏颇。
其次，我国民事诉讼法正处于过渡阶段，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并存，且考虑到民事诉讼法保护当事人 的实体权利与维护私法秩序之目的，笔者认为，诚信原则对法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均有规则作用。
最后，根据各国的学说和司法实践，结合我国的国情，将民事诉诚信原则的具体适用情形构思如下：㈠对当事人的规制。1、排除不正当的诉讼状态。指当事人一方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恶意利用法律漏洞，或者不正当地妨碍对方当事人有效地实施诉讼行为，从而形成有利于自己损害他人利益的诉讼状态时，对方当事人对此可以提出异议，法院也可以根据诚信原则否定一方当事人已经恶意实施的诉讼行为。2、诉讼上的禁反言。这主要是防止一方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之间出现前后互相矛盾的诉讼行为，从而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3、禁止滥用诉讼权利。它意在防止当事人恶意拖延诉讼，或者阻挠诉讼的进行。4、诉讼上权利的失效。即一方当事人长期不行使其诉讼权能，使对方当事人认为他已没有行使其权能的意思时，为保护对方当事人的信赖利益，不再允许当事人行使该项权能。5、禁止伪证。要求当事人不得使用不正当的手段让证人作假证。此外，当事人在承认对方陈述的事实时，应当实事求是，不得作虚伪承认。一旦法院发现当事人所承认的事实不存在，应当否定该承认的法律效力。6、禁止实施诉讼突袭行为。实施突然袭击被普遍认为是违反民事诉讼程序公正，有悖于诉讼诚信原则的不正当诉讼行为。在诉讼推理过程中赋予当事人充分陈述，提出诉讼资料，质证，答辩的机会和条件，是程序保障和程序性公正必不可少的内容。如果一方当事人未经合法程序即用隐蔽的诉讼证据向另一方当事人实施突然攻击，使该当事人没有防御的机会，而在诉讼中处于劣势，这是最明显的缺乏诚意的不当诉讼行为。㈡对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规制。具体要求：1、诉讼代理人不得在诉讼中滥用和超越代理权、在代理权限内进行诉讼代理行为，对委托人和法院要诚实。2、证人不得作虚假证词。3、鉴定人不得作与事实不符的鉴定结论。4、翻译人员不得故意作与诉讼文件陈述或书写原意不符的翻译。㈢对法官的规制。要求法官不得滥用审判权；在判断证据时，应当实事求是，不得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任意加以取舍和否定，公平地对待双方当事人；不得实施突袭性裁判。[14]（P129-131；P91-92）
五、违反民事诉讼诚信原则法律后果之建议 [15]（P8-9）
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若违反诚信原则，可使其承担如下法律后果：㈠失权。即当事人的行为违背诚信原则时，法官可以剥夺当事人法律上的特定权利。如：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间行使上诉权、管辖异议权等时，将丧失这些权利。㈡限制权利。即对违反诚信原则，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予以适当的限制。如：当事人违反真实义务，作虚假自认的，其自认不发生法律效力。㈢民事罚款。对于拖延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进行诉讼者，可处以一定数量的民事罚款。㈣提出异议。对恶意制造诉讼状态的行为，对方当事人对此可提出异议，法院可根据诚信原则排除一方当事人已恶意实施的诉讼行为。㈤民事责任的承担。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恶意诉讼，怠于举证或举证不实，违背真实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㈥提起诉讼。如果原告方滥讼对相对方造成损害的，受害者可以由此对滥讼者提起诉讼。
法官违反诚信原则的，可产生如下法律后果：㈠当事人实施诉讼行为。如为防止法官阐明权影响双方当事人权利，德、日等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一方当事人阐明的情况必要时告知对方当事人，同时也允许当事人对法官的阐明行为提出异议。㈡追究法律责任。对法官偏离审判规范，恣意滥施的审判行为，应追究相关法官的过错责任。如有严重或屡次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可以取消法官审判资格。
结语
民事诉讼法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具有精深道德内涵和浓厚文化色彩的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贯彻，必将有利于我国诉讼制度的构建。在我们这个具有独特的诉讼文化，司法制度尚不十分健全的国家，确立诚信原则，对改革和完善诉讼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法制文明，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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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律师责任保险制度
冯兴吾 潘自成 刘文辉
随着律师业务的迅速发展和律师队伍的急剧增大，必然会带来律师的责任风险，以保险方式转嫁律师的责任风险，就形成了律师责任保险。律师责任保险的开办，对于转嫁律师责任风险，提高律师诚信，保护律师机构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律师责任保险的概念
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责任保险是律师机构在依法履行律师职业时，因工作过错给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时，依法应当承担律师赔偿责任的，属于律师责任保险合同规定的范围内，由保险人对律师机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金额及有关费用给予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一旦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由于失误造成当事人的损失，当事人提出赔偿要求的，由律师事务所申请保险公司代为赔偿，保险公司在查清当事人所受的损害确系律师的责任之后，即向当事人支付一定限额的赔偿金。
二、律师责任保险的必要性
1、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哲学基础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人的认识能力既具有至上性，又具有非至上性，是两者的统一。从整个人类的发展来看，人的认识能力有至上性，是无限的，但具体到特定时代的特定人，其认识能力又具有非至上性、有限性。律师在办理业务过程中，有时会因为主客观方面的限制而不能全面、正确地认识事物。因此，弥补错误的措施就具有必然性，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尽量消除错误所产生的损害，补偿当事人的有关当事人的损失，即是保障法律制度有效畅通运行和必要条件。律师责任保险是基于此原因而成为律师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法理基础
每一个参加法律关系的人，都应当对其行为负责。独立的人格与独立的责任能力是紧密相连的，责任的存在一方面可以约束当事人依法办事；另一方面亦可在一方越过法律所制定的界线时，强迫其对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负责，弥补当事人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因此，律师在执业中违反法律规定或由于其自身过错而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因受律师违法执业或因其过错而致经济损失时，当事人有权要求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赔偿损失。尽管各律师事务所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提高律师的素质和执业质量，但律师执业失误以致被判赔偿的风险还是难以避免的。许多国家的保险公司都了律师责任保险以分担其因专业工作上的失误造成诉讼赔偿的风险。
3、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现实必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9条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过错或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不得免除或者限制因违法执法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增强了律师责任保险的必要性。随着法制的逐步完善以及公众对律师责任的认识和要求的逐步提高，律师事务所和律师责任保险将会变成现实。
三、建立律师责任保险的意义
1、律师责任保险提高和维护了律师的信誉。
有律师责任保险，律师行业将真正成为可以向社会承担全面法律责任的行业，成为一个有信誉、负责任的行业。因为律师责任保险可以有效地转嫁律师责任风险，提高律师行业的抗风险能力，为律师行业正常、健康、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风险保障。如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赔偿案，赔偿金额达到40万元，高额赔偿金是一般律师事务所难以承受的，而通过律师责任保险则可以快速有效地解决这一难题。
2、律师责任保险为律师行业拓展高风险、高财产标的等重大律师业务提供了资信保障。
律师在办理重大业务时，当事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出现责任差缺给当事人造成巨额财产损失时，是否赔偿得起。尤其一些新成立的合伙制律师事务所在开展业务时，经常遇到此类问题。
3、律师责任保险对提高律师管理水平有益。
通过对律师责任保险中的索赔案件的分析，对责任事故发生的原因、细节分析归纳，反馈给律师机构和律师管理机构，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质量管理措施和制定相应管理办法、业务规范，从而起到提高律师质量和律师业务水平的作用。同时，在条件成熟时，可以把律师机构赔偿能力的高低和赔偿记录，作为律师评选、处罚、确定等级和从事特殊律师业务的重要条件之一。
四、律师责任保险的具体框架
1、律师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及其权利义务
律师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执业的律师事务所，是律师责任保险的直接受益人。其主要权利和义务是：①在发生律师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可以直接向保险人索赔，并依法获得保险赔偿；②按照规定提取缴纳律师赔偿基金，依法办理机构的登记、年检、注册手续；③如实申报执业律师、律师业务数量、律师业务收等保险合同约定的事项。如因隐瞒律师收入导致保险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拒绝赔付，该律师事务所要自行承担由此而引起的法律责任；④及时通知义务，在发生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律师事务所索赔，提起诉讼、调解、公诉等事项时，投保人应按保险公司约定的时间通知保险人。
2、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
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责任应采取一切险的方式，即被保险人因律师执业行为，依法应对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只要不属于保险合同列明的除外责任，保险人均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所作的律师业务，只要律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向律师事务所提出索赔在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均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事务所或律师由于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和责任，保险人不负责赔偿。①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②被保险无有效律师执业证书或未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应持有的其他资格证书，办理律师业务的；③被保险人从事律师执业以外的任何行为；④被保险人的注册执业律师以个人名义私自接受委托或在其他律师事务所执业；⑤被保险人向保险人隐瞒或不如实告知，情节严重的；⑥保险人与投保人约定的其他免责的情况。
3、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费
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应实行比例费率制，即按照律师业务总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保险费；实行压年计费制，即按律师事务所上一年度的律师业务收入为基准计算本年度的保险费；实行浮动费率制，即由基本保费加上浮动保费构成。
基本保费按投保人上一年度的律师业务总收入的1－3％计提。律师责任保险的前十年，只缴纳基本保费。浮动保费的测算可以10年为一个测算周期，保险公司赔款支出总额与保险人所交基本保费总额达到约定比值时，保费费率可以在基本保险费率的基础上实行上浮或下调。上浮的费率称为风险费率，下调的费率称为优惠费率，两者相互结合构成浮动保费。
4、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赔偿范围
律师责任保险赔偿的范围指在保险事故中，保险人对哪些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主要包括以下费用：①人民法院裁决或经保险人同意由律师事务所与律师责任索赔当事人协商确定的因律师责任而引起的赔偿金额；②人民法院收取的诉讼费；③其他费用。如为进行诉讼支出的差旅费、调查取证的费用等；④法律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应由保险人承担的费用。如律师保险责任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缩小或减少保险人的赔偿责任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
5、律师责任保险中的保险人的确定
律师责任保险应实行全行业的强制性统一保险，由全国律师协会统一向保险公司投以律师事务所为被保险人的全行业律师责任保险。律师责任保险的保险人是依法成立具有经营律师责任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由律师协会在行业系统中收取律师事务所当年的一定比例，作为执业律师责任赔偿基金，由全国律师协会统一管理、统一使用。一旦律师事务所发生责任赔偿时，在使用本所缴纳的费用外，调剂一部分基金，以提高律师抗风险的能力。
安徽省宣城市司法局
中共宣城市委党校
电话：0563－3021349
电子信箱：notary1964@hotmail.com
主要参考书目：
1、陈运会：《律师职业责任保险制度探讨》，《中国司法》，2001年第9期
2、刘颖：《试论公证赔偿责任》，《中国司法》，200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