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计划生育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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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计划生育管理规定
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计划生育管理规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
（2000年1月11日市人民政府第19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0年4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外地来京人员计划生育的管理，维护外地来京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北京市计划生育条例》和《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外地来京人员计划生育的管理。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辖区内外地来京人员计划生育的管理工作，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对外地来京人员计划生育工作实行综合管理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并提供必要的保障。
第四条 各级计划生育主管机关负责本辖区内外地来京人员计划生育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劳动保障、卫生、房屋土地管理等机关应当配合计划生育主管机关，共同做好外地来京人员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
第五条 外地来京人员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由户籍所在地和现居住地的地方人民政府共同负责，以现居住地为主，实行户籍地、现居住地双向管理制度。
第六条 外地来京人员中18至49岁的育龄妇女（以下简称外地成年育龄妇女）在来京十日内，应当向现居住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的计划生育主管机关（以下简称现居住地计划生育主管机关）交验户籍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计划生育主管机关或者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出具的婚育证明。
现居住地计划生育主管机关在查验其婚育证明后，应当予以登记，对符合条件的为其办理《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婚育证》（以下简称《婚育证》）。
外地成年育龄妇女未持婚育证明或者婚育证明不完备的，现居住地计划生育主管机关应当要求其补办，并予以登记。在补办期间，应当通知其户籍地计划生育主管机关。
第七条 外地成年育龄妇女应当持《婚育证》向有关部门办理暂住证、外来人员就业证和营业执照。
对无本市《婚育证》的外地成年育龄妇女，公安机关不予核发暂住证，劳动保障机关不予办理外来人员就业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予办理营业执照，出借、出租房屋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向其出借、出租房屋。
第八条 《婚育证》由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统一印制，外地成年育龄妇女应当每年到现居住地计划生育主管机关办理《婚育证》的注册。
持有《婚育证》的人员变更居住地的，必须到新居住地计划生育主管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新居住地计划生育主管机关应当通知其原居住地计划生育主管机关。
《婚育证》不得转让、伪造、出卖。
第九条 外地来京育龄人员应当接受人口与计划生育宣传教育。
外地来京人员中的已婚育龄妇女，有用人单位的，在用人单位领取避孕药具；无用人单位的，凭《婚育证》在现居住地计划生育主管机关领取避孕药具。
第十条 外地来京人员中的已婚育龄妇女必须持《婚育证》定期到现居住地市计划生育主管机关指定的医疗机构或者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接受避孕节育措施落实情况检查，并由现居住地计划生育主管机关为其出具避孕节育情况证明。
第十一条 外地来京人员的节育手术费，有用人单位和雇主的，由用人单位和雇主支付；无用人单位和雇主的，由本人暂付，回户籍所在地报销。
第十二条 外地来京人员在本市怀孕、生育的，必须持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以上计划生育主管机关出具的生育规划证明（生育证），到现居住地计划生育主管机关办理登记。
第十三条 医疗机构应当做好育龄妇女的孕产期医疗保健服务，对在京怀孕、生育的外地来京育龄妇女应当查验其生育规划证明（生育证）；对无生育规划证明（生育证）的，在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同时，应当立即通知其现居住地或者医疗单位所在地计划生育主管机关。
现居住地计划生育主管机关应当将外地来京已婚育龄妇女怀孕、生育情况通报其户籍地的计划生育主管机关。
第十四条 对在外地来京人员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计划生育主管机关给予表彰和奖励。
对外地来京人员计划生育工作不负责任，未达到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的单位和个人，由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予以处理。
第十五条 对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的，由市或区、县计划生育主管机关予以处罚：
（一）对不按规定办理婚育证明，经现居住地计划生育主管机关通知后，逾期仍拒不补办或者拒不交验婚育证明的，予以警告，可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并可责令其限期离京。
（二）对未按规定办理《婚育证》注册、变更登记，不按规定接受避孕节育措施落实情况检查的，责令改正，并可处以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三）对伪造、出卖或者骗取婚育证明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并可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对无生育规划证明（生育证）怀孕的外地来京人员，现居住地计划生育主管机关责令限期补办证明；逾期仍无证明的，应当限期终止妊娠，逾期仍不终止妊娠的，区、县计划生育主管机关可以提请公安、劳动保障、工商行政管理等机关按有关规定暂扣其本人及其配偶的暂住
证、外来人员就业证和营业执照，待终止妊娠后发还。
第十七条 外地来京人员在本市超计划生育的，由区、县计划生育主管机关吊销《婚育证》，按照超计划生育社会抚育费的征收标准处以罚款。并可提请公安、劳动保障、工商行政管理等机关按有关规定吊销其本人及其配偶的暂住证、外来人员就业证和营业执照，并责令其限期离京。
第十八条 对在户籍地超计划生育的外地来京人员及其配偶，现居住地计划生育主管机关不予办理《婚育证》；对已经取得本市《婚育证》、暂住证、外来人员就业证和营业执照的，由区、县以上计划生育主管机关吊销其《婚育证》，并提请有关制发证照机关按规定吊销其本人及其配
偶的暂住证、外来人员就业证和营业执照，同时责令其限期离京。
第十九条 本市单位和个人招用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向外地来京人员出借、出租房屋或者提供经营场所的，必须与所在地的计划生育主管机关依法签订责任书，按责任书的规定，负责外地来京人员的计划生育宣传、管理和避孕节育服务工作。
对拒不签订责任书或者不履行责任书的有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由市或者区、县计划生育主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条 各级计划生育主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外地来京人员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2000年4月1日起施行。市人民政府1995年6月13日发布的《北京市外地来京人员计划生育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2000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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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律师职业的“非道德”及提出相关建议
吉林大学
经济信息学院
2002级法学3班
刘英博
51020908
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
实现权利的平等对抗，保障当事人的权宜，促进司法公正一直是律师的光荣职责，然而这光荣的群体却一直难以摆脱“荆棘的王冠” －－自我形象不佳，社会评价降低，职业情况恶化等无一不是困扰当代律师业发展的枷锁。更有甚者认为律师是滋生腐败的代名词。不可否认，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之重是律师职业道德建设尚存在诸多问题。想要建设一直高素质的律师队伍就必须加强律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学生拟从律师职业的“非道德”现象入手进行分析并提出粗浅意见。
关键词：
律师职业道德 理性思维 非道德 利益 责任 单极利益
一.当前律师职业建设的尴尬局面
法律职业有别于其他一般的社会职业，它是基于公平、公正的立场将法律运用到具体的人和事。作为这一群体中的自由职业者，律师是法律运行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他的作用日益重要，但却面临尴尬的发展局面。一方面，有着相对高的收入和自由的工作方式吸引了不少的法律人的加入，使得律师，尤其是专职律师的数量猛增；而负面影响是律师的形象却被无情地破坏－－唯利是图，如商人般势利，不择手段的争讼和诡辩，影响司法的公正和独立。借用17世纪欧洲作家维勒加斯（F•Q•Y•Villegas）的话来表达大多数人的感觉应该更加直白：“没有律师，就没有争讼；没有争讼，就没有代理人；没有代理人，就没有欺骗；没有欺骗，就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就没有警察；没有警察，就没有监狱；没有监狱，就没有法官；没有法官，就没有偏袒；没有偏袒，就没有贿赂。……”。公众的偏见不但对这个集团百般责难，同时也使其发展蒙上了阴影。不可否认，法制土壤的缺乏，司法实践中追求单极利益，律师职业的特殊道德要求和相关立法的漏洞、制度的缺失都导致了公众对律师职业的排斥现象。学生认为这些严重阻碍律师职业发展的问题都和律师职业道德的建设息息相关。
二．寻找律师职业“非道德”的成因
（一）司法实践中律师职业产生“非道德”的原因
1．律师集团缺少职业荣誉感
律师业本身是一个道德自治的行业，同时也具有相对垄断性，只有经过了严格的考试并拿到了从业资格的人才有机会进入这一团体。但由于我国法制建设的不完善，公众对律师职业的偏见和误解，以及律师自身对荣誉认识的缺乏导致了我国律师业整体没有一种作为律师的个人身份荣誉感和集体职业荣誉感（律师在工作和生活中往往认为自己是一个单独打拼的个体，没有军人等职业那样的鲜明集体观念）这一情感缺失的后果使得许多律师在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不择手段，不在意个人荣誉的丢弃，不在意职业道德的约束，同时更不在意律师集体荣誉的保持，在律师和律师间形成了竞争的恶性循环，而循环的结果就是律师集团整体道德水平降低。因此，没有了对荣誉的追求，道德的沦丧也成为了必然。
2．价值取向上，利益重于责任
律师在法律运行环节中是完全不同于其他角色的特殊类。因为他具有法律人和经济人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律师的职责是维护法律正义，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和解决法律纠纷，体现了一定的公益性；另一方面，作为谋生的手段，律师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为当事人解决法律问题，并为自己获得经济利益，体现出了他的逐利性。值得注意的是，律师的工作来源于当事人的委托，双方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标的就是律师为当事人提供的“商品式”的法律服务和高超的法律技术的运用。律师的工作性质就是在这两种性质种选择，选择的结果就代表了其价值取向，价值偏重时逐利性就体现得较为明显，逐利性的突出会表现出两种情况：（1）极端的单极主义。当事人是律师的经济来源，胜诉又是案源的保障,为了获得更多的案源和胜诉的机会，个别律师往往会违反法律和相关规定私下和司法人员接触，拉拢、贿赂法官，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这些律师此时关心的只有己方的利益。学生认为这种有利于被代理人的结果这只是表面的，短暂的胜利。因为这种行为最终导致的是司法权威的损害，败坏了法官和律师的形象，弱化了民众对法律的理解、尊重和信任，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所以，这表面的“胜利”其实是一种深层次上的失败，是一种破坏。破坏了律师本身的职业环境，造成了整个法制系统的崩溃。届时，律师们整天忙碌的不再是调查取证，分析法理，而在乎的只有人情交际。（2）律师个人乐趣的丧失和道德的退步。法务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从来不亚于其他职业。争得案源以获得经济利益及工作的成功标准似乎只有金钱才能诠释（法官和检察官的工作成功通常可以通过职位的升迁来反映）；律师及事务所把重点放在如何维持和扩大规模，使合伙人获得更多的利润和回报。工作的压力使律师难以在生活中找到乐趣，机械的运动只能使他们变得疲惫，这样就更不会把社会利益、他人利益这样的重担放在身上，只有短期的利益才能让他们的神经有所触动。当然大部分公众不会认为律师的道德是善良的，正义的。正如西方法彦所语云：“诉讼孕育了律师，律师滋长了诉讼”；“辩护律师不会成为好法官，他们习惯于为钱工作”。
3．法律制度的漏洞给律师违法提供了可能
在多年计划经济的统筹影响下，我们的司法系统也有一种领导批示的不成文惯例。例如，判决书成文以后主审法官还没有权力把它送达到当事人的手中，当这份判决书有了庭长和主管院长的签字以后，它才有可能产生法律效力。所以，为了赢得案件的胜诉，律师往往和当事人一起找领导批示，在领导身上做文章。此外，法律的保底性条款赋予了法官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争取这种权力的向己方倾斜也是律师不断违法活动的目的所在。我国没有规定陪审团制，现有的合议庭和人民陪审员制度根本不可能起到制约法官权力的作用，这使法官行使权力受律师不当影响的风险相对大。加之三大诉讼法中，一系列的回避规定却忽视了法官和律师关系的规制，让这种关系处于依法回避的盲区和边缘地带，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中的重大缺陷。一对相互熟悉的律师和法官在同一案件审理中碰头决不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生的，两者在多年的接触中一定会产生某种默契，我们如何保证这种默契不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呢？！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律师为了打赢官司不惜用各种方法和法官做钱和权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交易，道德的败坏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律师职业道德独特性也体现了的“非道德”因素
每个职业都有自身独特的职业道德。医生面对病人无论其是好人坏人都要救死扶伤；警察为了保证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无论情况有无危险都要挺身而出；军人为了保证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无论敌人多么强大都要敢于牺牲。这些道德有些是大众道德的范畴，有些甚至列入了国家法律的规定。正因为有这些特殊的职业道德的支撑，这些职业群体才能有序运作，这也是区别各个职业群体的重要标志。作为舶来品的律师职业是在我国法制土壤和法律研究都不丰富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相当一部分人对其职业本身和职业道德都十分陌生：认为大众道德、律师道德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这其实并不者正确，准确的表述可以借助于数学的定义：律师职业道德和大众道德只是两个有相交部分的集合。
1．律师职业道德不是理想中的道德
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一种调整形式，它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文显468）它以人们的自我评价或他人评价的方式为特点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行为。道德的分类标准有很多，按照富勒的分析，道德可以划分为理想道德和义务道德。前者是人们所追求的现实生活中应当存在的道德状态；而后者其实是要求社会成员为了实现前种道德而产生的道德的义务。把道德规范内容进行分析，还可以划分出价值、原则、规则和感受及态度这四种层次。义务道德主要体现为规则和原则，而因何产生这种义务、这种义务的正义性体现主要由价值和感觉及态度这两个因素左右。不难看出，律师职业道德在道德分类中是一种义务道德，即如果有人达到这样的标准不会受到赞扬，但如果违背了则要受到斥责或惩罚。所以，律师职业道德不是公众心中向往的道德－－大众道德。如果认为律师要有高于一般道德的情操，那么就是对这两种道德的概念、范畴和作用产生了误解。
正是因为律师职业道德不同于大众道德，所以二者的关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首先，律师职业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可能高于大众道德。在2001年11月26日中华全国律师会修订的《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规范》第二章中明确列举了律师应当遵守的九条总则性职业基本准则。分析九条条文的罗列，其中的根本目的体现在要积极维护律师的声誉，全面提高律师队伍道德建设水平，规范律师职业行为，保障律师切实履行对公众和社会承担的使命和责任。通过条文的表述和认识，我们不难看出本规范要求律师在全社会中应当率先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公众的权利，保障司法公正，是一般公众的楷模。原因在于：（1）律师的职业的工具就是法律，职业的根本依据是法律；（2）律师集团的构成上多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比普通群众更加熟悉法律和道德；（3）律师的职业决定了他们要和公众广泛接触，天然负有为其解决疑难、排除干扰、享受法律上的权利的义务。从这个层面上讲，律师职业道德是应当高于一般的社会大众道德水平，这也是很容易被人理解的。
其次律师职业道德在某些方面还可能低于大众道德，这是最不太容易被公众理解接受的，例如：律师要为当事人保守秘密，尤其是刑事犯罪的辩护人，他的职业操守和参照系要求他即使有当事人犯罪的证据也不能主动向法庭提供；即使明知有罪，也要从无罪的基础出发为其辩护。这种情况恰恰和大众道德的标准难以达成共识，因为在这个价值取向上，律师对当事人利益进行保护的道德要求往往高于社会道德要求；而对对方当事人和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是低于大众道德的。这不单是基于双方契约的要求，也体现了道德和法律的区别。此外，公众对此的误解还由于法制观念没有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而产生的。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是一种特别注重伦理秩序和信念的体系，强调个体人格的发展同宗族社会伦理要求协调一致起来，它更追求实质的公正，排斥法律形式主义，进而导致对法律的不信任，动摇法律在国家的地位。当代律师的工作突出表现在打破这种看似协调公正的实质正义，而为个体独立的人格发展创造环境，并运用法律形式主义来维护这种独立的、富有理性的法律关系。这就是英国法学家梅因所说的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化。
2．律师职业道德追求鲜明的理性价值
法律运行的特点在最大程度上排斥感情的冲动和任何恣意的决定。相对于其它社会规范的区别体现为内在的、强制的理性因素。无论行为、结果及因果关系如何组合构成，都会发生的相应法律后果。法律后果的发生往往不以人的意志和情感为转移，也正是这种理性使得法律可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基于这种理性价值而工作的律师必然拥有理性的品格，体现为：（1）程序分化导致角色的特定。一场诉讼从开始就要为每个参加人确定位置，律师法定的位置也为律师确定了相应的心态。他不会因被害人的悲惨遭遇而心痛或因被代理人的发指行为而愤怒继而倒戈；更不会以中立的姿态如法官办超然于双方之外。相反，他还是会站在被代理人利益的立场上为其辩护，为其争取平等权利。（2）有意识的思维阻隔。在现代法制中，程序对案件的审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律师在介入案件的时候，往往如外科医生手术一样，依程序对案件进行剖析。使人感觉理性的冷酷扑面而来，为的就是要淡化决定过程中得到的论证，利用理性思考强迫自己将先入为主的真理观和正义观束之高阁。（3）鲜明的形式理性。律师在法庭上的工作是摆事实、讲道理。更确切地讲是摆证据、讲法理。一名成熟的职业律师往往会保持平和的心态，在诉讼过程中排除意气用事，通过形式化、专门化的法言法语把所有的喜怒哀乐凝结为程序进行中的辩论、推理、证明和决定。
艺术作品中的律师往往夸夸其谈、慷慨激昂、惩恶扬善，但艺术的加工和真实的生活却相差甚远。律师是有感情的，但律师决不会通过充分调动感情，以情代理感染听众；律师的辩论也可能是激情四溢的，但这种激情建立的基础永远无法摆脱理性的思维和冷静地思考。所有的结论归结在一起就是感情永远无法超越理智。
3．法律是衡量律师职业道德的唯一标准
虽然在高教社出版的大学法律专业教材中只有刑法学提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为其原则，但在我国司法界的各个运行环节这都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律师职业道德的标准也只有法律这一个唯一，也可以说是律师职业道德和大众道德标准差异的最根本原因。
想要真正理解律师职业道德的标准就要对法律、道德这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加以甄别。首先，道德和法律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道德以社会意志的形式出现，法律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出现。为了使法律更加易于遵守和操作，法律规范的构成较之道德规范更加明确、精确和严密。其次，违反了规范的后果不同。这点区别在案件的诉讼中是十分明显的：违反了道德无需任何特定组织和特定程序的认定，人们就可以把违反道德的人和道德制裁直接相连，这说明用道德调节的方法是灵活的、普通的；而法律的程序性和确定性又是其不具备的，违反法律，追究责任一定要通过严格程序和法庭审理，用一句经典的法谚来表达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再次，调整人们的行的方式为也是二者的区别所在。道德的重点是通过单一的义务要求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而法律却是以权利为本位，以权利义务双向为纽带调整人们的行为。最后，调整的对象和调整体系不同。法律较之道德以更加严谨的的法律结构来调整人们的行为，对其内心的动机却不慎注重，道德倚重要求人们内心善良以达到行为合力。以上四点构成法律和道德间的不协调：合法的不一定合理，合理的也不一定合法。律师执业绝不可能和法律相抵触，尽管合乎道德的东西可能是合法的，但合乎律师职业道德的决不会是违法的。
真正区别法律和道德是不可能的，两者的阶级基础都决定了他们的社会阶级本质和服务的方向是共同的。法律贯穿道德的精神，道德对法产生公正性和公正程序的评价；道德保持法律的伦理方向，法律则促进道德的完善。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辩证的得出结论 －－一名优秀的律师往往是一名道德高尚的人，一个道德败坏的律师也不可能会遵纪守法。即便如此，律师在工作中坚持的永远是法条主义而非大众道德。如果把拥有良好的大众道德说成是拥有社会正义感的话，那么无疑律师职业道德的要求在某种成度上抑制了这种正义感，也就是说这种抑制让大众对律师所遵守的道德标准产生了较深刻的误解。
三．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升律师形象
（一）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
分析了律师职业和律师职业道德产生“非道德”的原因，无论从司法实践中保持司法独立和公正的角度还是从律师集团自身强烈要求改变自己的职业环境，提高职业评价的角度上看，加强律师执业道德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 “职业” 一词的是十分关键的，它的含义就是要强调法律工作是按对委托人和法制应尽的义务优先与个人利益这样的标准组织起来的；同时也是受道德支配的。如果没有法律职业道德建设支配法律人的行为，影响法律人的心态，规制法律人的思想，拥有高超法律技术的法律人是十分可怕的，乃至是危险的。这点在律师身上体现尤为明显，法官和检察官的行为除了职业道德规制以外，还有国家法律和单位纪律的约束，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是没有直接的上司可以对其管辖的。正因为职业道德的作用，才抑制了法律技术运行中的非道德的成分，使其把法律的非道德控制在最低限度，同时也彰显了职业技术中的道义成分，让法律技术真正的法律事业服务。
（二）律师职业道德建设的一点建议
1．培养荣誉意识
经过前文的论述，学生认为荣誉意识建设对建设律师职业道德是有帮助的。西方律师业的早期，同样是由于社会民众对律师业的讥讽刺激了律师们，让他们意识到了职业荣誉的重要性。为了改变人们的评价，律师们开始为穷人提供免费的服务，有时这种服务完全不计成本，此后经过多年的发展，这种为打不起官司的人进行援助的服务演变成了今天的法律援助制度；不仅如此，律师还剔除在职业队伍中的道德败坏者来提高自身的纯洁性。以至到16世纪的欧洲各国纷纷把律师职业作为贵族的理想工作－－律师们不仅传播法律，也严格学习礼仪举止和上等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这种注重个人背景来改善律师职业道德的方法在现代社会并不可取，但却在客观上收到了很好的结果。当然，学生并不赞成律师是贵族之学，但仍希望律师集团可以建立起职业荣誉感，重视自身行为的修养和性格培养，从内心激发对行业的热爱，对荣誉的珍惜，进而提高律师整体的职业道德水平。
2．加大法律普及力度，让法制理念深入大众
在法律上界定农民的概念是研究农民权益法律保护的逻辑起点，也是制定有关农民权益保护法 的前提条件。所谓农民权益保护立法，是专设为保障“农民”权益而制定的法律。因此，农民这一概念的法律界定应该是农民权益保护立法首先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但是法学界对此重要概念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在忙于大胆设想如何构建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制度时，却对农民这一基本概念或是轻描淡写，或是避而不谈。 如此缺乏厚实基础所构建的法律大厦势必在顷刻之间有坍塌的危险。值得庆幸的是，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尤其是在中国刚刚兴起的农民学 对农民这一概念问题展开了较多的探讨。借鉴有关成果，在法律上可以展开对农民概念和内涵进行较深入的探讨。本文探讨的问题主要是：（1）农民的本质内涵，即农民的一般含义。（2）农民的本质内涵与法律的关系，即农民的本质内涵是否可以直接引入到法律并以此来界定农民的法律内涵。（3）如果农民不宜作为法律上的概念，在法律上究竟如何才能保护能农民权益。经过一番探讨之后笔者认为，在法律上我们不宜界定“农民”这一概念，即使存在所谓的法律界定也是与法律基本原则相违背的。进而，笔者对当前我国有关农民权益保护立法等有关问题进行了反思，并对农民权益保护提出新的进路。
一、 什么是农民？
什么是农民，这一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十分复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类学家和农民学家对此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果。人类学家布洛克指出，人们在议论究竟什么是农民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这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在研究农民问题时所针对的对象可能完全不是同一个事物。一些人在谈论农民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在谈论城里人；而另一些人在谈论城里人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在谈论农民。
（一）几种典型的界定方法
纵观国内外各种关于农民内涵的叙述，给农民下定义一般有如下几条标准：
1、职业标准。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他与“工人”、“商人”、“渔民”、“牧民”、“医生”等是并列的概念。农民一个很明显的（也是非常直观的）特点就是从是农业劳动。既然是农民，当然主要的职业就是从指农业生产。我国的《辞海》对农民的解释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主要指集体农民。” 《现代汉语词典》对农民的解释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我国学者也多是从职业的角度对农民概念进行界定的。“农民是具有农业户口、居住在农村、从事劳动生产的劳动者。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农民一般应同时具备上述三个特点，尤其是‘从事农业生产’一条必不可少。” 有些学者认为农民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农民概念是，“个人或集体占有或部分占有生产资料，长时期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广义的农民概念是，“长时期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 “农民，应该说是一个职业概念，它是指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和取得土地经营收入的那部分劳动者。” 这些解释都是从农民这一职业的角度对农民概念作出的阐述，可以看出农民的都是从事农业有关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这一条必不可少”。这种观点类似于西方国家所谓的“古典主义”者的意见。把农民看作是历史上一切时代的个体农业生产者，包括古典时代农民城邦的农民、中世纪的农奴、村社社员与独立农民，直到当代的农场主，但不包括非农业生产者居民。这样的解释的优点是直观明了，但是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没有阐述出农民这一概念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内涵。
2、经济标准。这种观点认为，农民一般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农村）里面，但是这并不能说农民就不介入货币和市场关系。在满足了自给性消费之后，农民或多或少地与社会发生经济交往，根据价格、供求关系和成本与收益关系作出生产、消费上的抉择，力图对资源作出最适度的运用。 农民在经济上的主要特征有：一是农民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自家消费的需要。在这方面，他与生产、消费、工作和居住截然分开的现代都市居民明显不同。二是农民的家庭作为一个追求利润的单位，必须根据价格、供求和成本与收益来作出生产上的抉择。在这方面，农民的“农场”具备一些类似资本主义的特点。三是农民自己消费后的剩余产品被用来供非农业部门的消费需要。农民这几个方面的特征决定了农民既是一个维持生计的生产者，也是一个利润的追求者，当然更是一个受剥削的耕作者。
3、政治标准。在政治上，农民是作为一个阶级，即农民阶级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的农民与城市工人、资产阶级等构成了并列概念。在西方国家他们同时被视为“理性小农”或“便士资本家”，因为他们与城市的小生产者(即小资产阶级）具有共同的属性。作为“小资产阶级”，他们通常被看作是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农民作为特定关系中的成员，在权威的关系中，在某种程度上出于从属的地位，受外部权势的支配，要服从有权阶级的法令和要求，并且必须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交纳给这些阶级。马克思主义学者把“农民”定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即中世纪的农民阶级。这个定义既不包括“农业社会”的非农业生产者，也不包括非农业社会的农民(如当代美国农民)。 在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农民学中对农民概念的界定有七条标准：（1）农民作为主要耕作者，占有——无论是否他们自己的——农业生产工具，自给自足并一般地生产得比维持生计与自身再生产所需的更多。（2）农民非奴隶，不是他人的财产，但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农奴或隶属民。（3）农民他们在多种多样的条件下占有土地，他们可以是所有者、租地者(交纳货币、实物或分成租，并附以或不附以劳役)或自主佃农。（4）农民主要使用家庭劳动，偶尔也有限地使用奴隶或雇佣劳动。（5）他们通常加入比家庭更大的单位，一般是村社。（6）农村中的辅助性工匠可以仍作为农民本身来看待。（7）农民在不同程度上受上层压迫阶级包括国家组织的剥削。
4、社会——文化标准。农民是社会传统文化一部分，在文化和道德关系中，他们是文化的坚定继承者和维护者。在这意义上的“农民”是指前工业社会或市民社会中的成员，强调他们的传统性，而不是职业性。因此，在前工业社会尽管居住在城市，有“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还是被认为是农民。而在当代美国的农业成产者——家庭农场主就不在“农民”之列。“同时由于它是个‘前私法(罗马法)’的社会类型，私法意义上的所有制关系以及建基于其上的‘阶级’定义也不能用来界定它。因而它与其说是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阶级’，不如说是处于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组成的现代市民社会之外的一种‘社会’”。
（二）农民概念的本质属性
以上是学者们从四个不同的标准给农民概念的阐释，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农民（peasants）的本质属性在于他的社会性，而不是他的职业特征。“农民首先是一种卑贱的社会地位，一种不易摆脱的低下身份，即使一个农民改变了其经营形式，改变了他在经济行为中的角色，乃至改变了职业，只要他没有改变那种低下的身份等级，他就仍然是一个peasant，就仍然会听到社会向他说：‘喂，你是乡下人！’”
首先，我们可以从“农民”这个词的词源上来考察。在古汉语中，甲骨文和金文时代就已经分别有了“农”与“民”这两个词。根据说文解字上的解释，农(?)，耕也。甲骨文作金文作 《说文》所引古文作从辰从林，或从辰从田。辰是古人用以锄草的蛤壳一类的农具。?为人手持农具耕于田中或林中，本义指“耕作”。 农民主要是作为一个职业概念，从事农耕的活动。同时，?上为“曲”，曲古音位奴。在古汉语中多为同音意通，因而曲也有“奴”意。于是“农”也有身份低下的意思。
民，众萌也。从古文之象。甲骨文作 金文作 郭沫若认为，作一左目形而有刃物以刺之。古人民盲每通训。今观民之古文．则民盲殆是一宁。然其字均作左目，而以之为奴隶之总称。 民主要是一个身份概念。“民”，古同“萌”、“氓”，指卑贱的下人，他们被上等人视为“懵懵无知”、“萌而不识”的贱者。后世便有了贱民、草民、子民等称呼，并且民与官、绅、君对举，这都显示了“民”的卑下身份。在古时绝大多数“民”当然是务农的，于是“民”在很多场合也有职业含义。因此，“农”、“民”成了近义词。“农者，民。” 如农时被称为“民时”，农事被称为“民事”，农兵被称为“民兵”，农业被称为“民业”。因此，“农者民业，民者农业，职业概念与身份等级概念混而为一了。”
相对“农”、“民”而言，作为一个词的“农民”则出现得稍晚，但它们的含义大多数可以从以上两个词引伸出来。《春秋谷梁传》记载，“古者有四民：有土民，有商民，有农民，又工民”。《吕氏春秋》记载，“古圣之中农民”。《 礼记•月令》记载，“农民毋有所使”。
以上是中国古代农民概念的基本含义，这当然是前现代的概念，具有浓厚的封建等级色彩。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这种等级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了，但这种视农民为务农之“氓”的传统观念却仍然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当今农民概念的内涵。“身份低贱种地务农之人”成了中国“农民”这一概念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一直到现在，“中国农民”，主要不是一个职业概念，而是一个身份概念。
在西方国家，peasant一词同样更多地带有身份等级的含义。英语中的peasant在18世纪作名词用意味着“一头畜牲或一个大老粗”，作动词用意味着“附庸与奴役”。peasant来源于法语paysant一词，而法语paysant一词是对卑贱者的贬称。法语paysant一词又由拉丁语pagus派生，而该词的拉丁词意为“异教徒、未开发者、堕落者”，带有强烈的贬义。
俄国既是现代农民学发源地之一，也是一个在“农民”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俄国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农民改革）以前，称呼俄国农民的词汇林林总总，多达10余个。其主要成分是农奴。俄语“农奴”一词为 ，其词根 意为(买卖的)契照。 即“(可)立契买卖的人”。任人买卖的人当然是奴隶身份，然而该词本无“农”之义，这是汉译时加上去的(日文著作中这个词多译作“奴隶”)。可见这个词本来也只有身份意义而没有职业意义。在农奴制时代， 与 常常通用，“国有农民”、“皇室农民”、“领主农民”，甚至“工人农民”都是农奴的组成部分。显然，它们与“农奴”一样也主要是个身份概念。在农奴制解体后，强调职业含义而不识身份含义的（词根为“土地”、耕作“，可译为农人）、 （词根为“土地”，指“种地者”）等称呼才开始流行起来。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尤其是在列宁的著作中经常使用农民（peasant，一般译为“宗法农民”）这个词，它蕴含的手工劳动、生产力低下的技术内涵，也蕴含着受封建主剥削的阶级内涵，但是更重要的是赋予了“农民”对共同体依附的社会学内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 马克思认为农民（peasant）的实质是“不独立”的、“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的人。这种意义上的农民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农民的人身依附性，他们通过权力——依附模式而不是契约模式建立并整合一个“农业社会”。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peasantry的解释是：“小规模农业生产者的一种亚文化群，peasant与其他农业生产者不同之点就在于要受外部权势的支配。这种使其整合于更大社会的方式通常被认为是定义peasantry的标准，虽然有些作者在给peasant一词下定义时强调诸如自给自足或小规模生产等待征。在peasant社会，生产手段的最终支配权通常不是掌握在主要生产者手里。生产品及劳务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交换，而是被提供给一些中心，重新分配。剩余的东西要转移到统治者和其他非农业者手里。……这种权力往往集户于—‘个城市中心，尽管并非永远如此。” 尽管《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西方诸多农民定义观点中的一种，但是它还是说明了农民更深层次的含义——一种通过“受外部权势支配”而“融入较大社会”的身份等级。这种观点与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peasant）是共同体的附属物并受共同体人格化权力的支配的观点相吻合。
当然，人们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对农民的理解不是完全一样的。例如，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制度上已经得到了解除，农民身份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表现出了既不同宗法农民，又不同于新式农民，也谈不上现代农民的特点。虽然如此，农民毕竟只能是农民，他无法改变自己作为权势力量从属者的地位。 不管是中国的“重农抑商”的传统，还是欧洲“颂农贬商”的学说，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农民这一概念就其主要意义而言，既不是与工、商、牧、渔并列的一种职业，也不是与业主、雇主或收购商对称的纯经济行为的另一方（承租人、受雇者或供货方），又不是与大农场之类对称的一种经营形式。
一、 农民不宜成为法律概念
法律概念是法律的构成要素之一，是人们在长期的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基础上对经常使用的一些专门术语进行抽象、概括所形成的具有特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在法律发展史上，法律概念的形成是法律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人们要进行简洁明晰的法律思维，就必须使用法律概念。人们要建构自己的法学理论和法律体系，就必须使用法律概念。以“遵循先例”为基本原则的英美法法系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浩如烟海的判例，但整个法律体系却因缺乏精确的法律概念和系统的逻辑结构而显得杂乱无章、晦涩难懂。法律概念能够提供明确的用词的潜在规则，能够明显辨别该词所表达的现象与其他现象的区别。当然，法律概念不同于一般日常交流中的所使用的概念，法律概念一般具有确定性、法律性、中立性等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我们平时使用的所有概念都能成为法律概念。例如，“人民”是一个政治上经常使用的概念，但是在法律上一般不会使用。现在就农民这一概念不宜成为法律概念作如下论述。
（一）农民概念的模糊性与法律概念相悖
法律离不开概念，但抽象的概念只能造就抽象的正义。法律应当解决具体问题，造就具体正义。因此，确定性、具体性是法律概念的首要特征。从理论上来看，在法律上准确、系统地界定概念是我们建构法律体系的逻辑前提。从形式上看，法律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为社会提供明确的行为规范，如果法律概念出现理解上的歧义，就会导致行为人（司法者、执法者和守法者）无所适从。现代英美法法系国家为了确保概念具体化，减少概念的模糊性，他们在制定每一部法律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定义条款。这个条款一般是在法律文本的前面，而且所占的篇幅很多。中国目前制定法中很少有定义条款（有些法律中附录中偶尔有之，但是一般都很简单），定义多数由法学家来完成。由于每个人对同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法律适用时偏差较大。
法律概念首先是一个一般概念，具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当然，法律概念也有与其他一般概念明显不同的特征，这也是概念之所以成为法律概念的重要原因。因此，对法律概念的界定就是对一般概念在法律上的确认。那么在界定法律概念之前，应该对一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出界定。只有一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确之后，才能进一步地在法律上界定为法律概念。法律概念的界定其实就是利用一个独立的词来给出语言上的界说，它主要是一个标明界限或使一种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的问题。
当然，有人可能认为法律概念不一定都是具体明确的，譬如法律上经常使用的公平、正义之类的概念，就没有具体明确的内涵和外延，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也没有为它们达成一致性意见。那么是否我们据此就可以认为，农民这一概念可以没有具体的内涵和外延呢？其实，我们仔细考察所有的法律概念就会发现，那些迄今为止没有统一内涵和外延的法律概念一直是作为一种法律原则存在的，而那些不能作为法律原则的概念（即为具体概念）一般都会有特指的对象和具体的内容。如消费者、未成年人、要约、承诺等诸多概念在法律上都应该有具体明确的含义。如果这些概念也含糊不清，那么必定会造成法律实践中的混乱。在法律适用时，法律原则上的概念是一个可以权衡的概念，而法律规范上的概念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概念。我国现行法律对“消费者”概念界定不清是导致我国司法界对什么是 “消费者”发生争论的根本原因，从而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上的混乱。
农民作为法律的一个主体概念和具体概念 （很明显，农民不能成为一个原则性的法律概念）。法律主体概念必须有其特定所指（即特指）的内容。在法律上明确界定它的内涵和外延是消除理论界和实践界以后发生争议的根本途径。否则，它将成为我们法律适用时无所适从的祸根。但是从目前农民这个词所表述的内容来看，它是一个极为含糊不清的词汇：既没有确定的内涵，也没有明确的外延。
正如上所言，人类学家在界定农民概念的内涵时发生了巨大的困难，一直到现在还在争论不休但始终没有最终结果。“实际上，‘农民’的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制度背景下，‘农民’的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制度背景下，‘农民’的标准又呈现出一些特殊的时代特点。” 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1949年前后到现在）内，我国农民经历了从“宗法农民”到“新式农民”，再到“转型时期的农民”的转变。 我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内部开始出现了特征明显分发与分层，农民的外延变得更为复杂，出现了农民企业家、农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不同称号以及东部、中部与西部的农民之间的差别。尽管国内外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标准都对农民的概念内涵进行了解说，但是这些解说在帮助我们界定农民的概念时都无能无力。农民概念本身内涵的不确定性与外延的复杂性为我们在法律上确定农民概念设立了第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我国学界最为常用的方法就是从职业的角度来界定农民的概念，“从事农业生产”是这一概念的核心。依据这条标准，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就是农民，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就不是农民。从职业的角度确实能确定农民所特指的范围，但是在法律上却会使得农民权益保护落空。农民权益保护立法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制定农民权益法的一个重要激发因素——就是保护“农民工”权益。如果按照农民职业标准来认定农民，就会使“农民工”变得不再是农民（他们大部分不从事农业生产）。这样，这些“农民工”就不在农民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范围之内。另外一方面也会使得一部分本是城市居民（按照我们现在户籍的标准）的人，反而享受到农民权益法的所规定的权益，如在国营农场、林场、牧场等从事农业生产的“国家工作人员”。一般认为他们是城市居民，但是由于他们从事的农业生产就变成了农民。此外，根据我国现有的有关规定，农民的孩子还是农民。那么对这些农民的未成年孩子是否适用农民权益保护法的问题也变得非常棘手，因为农民的未成年孩子并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产生这种困难的原因是农民是一个很笼统、很模糊的概念，我们既可以用它指一个个人，也可以指一个家庭（农户），一个经济单位，一个群体或阶级。在农民权益保护立法时我们无法确定在什么情况下是指一个经济单位，在什么情况下是指一个单独的个人。譬如，我国现有的法律在使用农民承包土地权益时，“农民”大多数情况是指作为一个家庭单位使用的，因为这时候只有农民家庭的户主在承包合同上签字。而在保护“农民工”权益时，这里的“农民”指的是单独的个人，因为这时的农民作为自然人与用人单位等发生关系。
造成以上诸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从事农业生产”不是农民的本质特征。作为一种职业，社会中的任何人只要他具备从事这一职业的资格，都可以从事这一职业。而作为一部保护职业有关权益的法律肯定会对所有从事这一职业的任何人进行保护，而不管他是农民、工人或干部，穷人或富人。因此，从职业角度出发来界定农民，必然会使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在我们的观念中他们是农民，如民工）得不到农民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而使从事农业生产的“非农民”（在我们的观念中他们不是农民，如国营农场的工人）却得到了农民权益法的保护。这种不是从“农民”的本质入手界定的定义的结果必然导致“农民”外延的不确定性。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现实中认定农民有一个极为简单的办法——户籍标准。自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后，中国形成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凡是具有城镇户口的居民（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就是城市居民；具有农村户口的居民（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就是农民。这是我国目前法律上确认农民的唯一标准。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比，我国的户籍管理除了执行人口家庭的登记职能外，还与就业、医疗、住房等多项社会福利待遇紧密相关。很明显，我国农民主要不是一个职业概念，而是一个身份概念。凡是具有农民身份的人，即使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就不能享受“城市人”的福利待遇。“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把中国分割成城市和农村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使中国形成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重要原因。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户口簿，如同横亘在城镇与农村人口之间一堵无形的让人难以逾越的“城墙”，曾使中国亿万农民充满着痛楚的回忆。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如果我们还在使用户籍制度的标准来圈定农民的范围，实际上是我们在走向一条绝路。但是在我国法学界一边在对户籍管理制度大加笔伐 之时，另一边却在讨论农民权益法律保护时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农民界定在户籍的标准之内 ，这不得不值得我们深思。
（二）农民概念的本质内涵与法律概念相悖
农民概念的本质内涵与法律概念相悖是农民不能成为法律概念最根本的因素。如上所言，农民本质属性在于他的社会性，在于他低贱的身份地位。因此，具有身份等级含义的“农民”与法律概念的中立平等的要求相悖，进而违背了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的基本精神。
概念的表达需要借助语言符号，一个符号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但不同的意义也可以用一个符号来表达。从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概念、术语、名词等都是一种语言符号。这种符号与它所要表达的语义之间很有可能不完全吻合。“传统”的符号可以表达现代的语义，反之，“现代”的符号可以表达传统的语义。但是作为“传统”的符号，传统已经赋予了根深蒂固的涵义，以致现代人只要看到该语言符号，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就是传统赋予那个符号的意义。譬如在我们看到“永垂不朽”这个词时就知道它是在称赞一个伟大人物；而在我们看到“臭名昭著”这个词时就知道它是对一个恶人的贬斥。蕴含着公平正义的法律规范是借助于法律概念来表达的，而法律概念是借助语言符号来表达的。因此，法律概念所借助的语言符号应该是中性（中立）的，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带有感情色彩（褒义或贬义）或歧视的语言符号。几千年以前，我们的老祖宗就使用农民这个语言符号；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使用同样的一个语言符号。符号所表示的语义虽然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当然，总会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要不就应该改换一个新的语言符号），但是这个语言符号没有改变。我们考察古今中外农民（peasant）一词所表达的含义无不是一种歧视的称谓，一个身份低贱的代名词。一直到今天，所谓的“农民思维”、“农民意识”等无不是一种贬称。
在英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早就改变了“农民”的符号了，譬如英语系国家现在所要表述农民时常用的一个词是farmer（农场主）。也许有些人认为符号不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用“臭名昭著”特指一部分伟大人物，但是我们的思维定势却使得我们很难一下子转过弯来。文化传统赋予语言符号的根深蒂固的内涵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就能摆脱的困扰。我们可以在法律中使用ABCD或甲乙丙丁这些毫无感情的、纯粹的逻辑符号来指代农民，但是我们却不能直接使用农民这个带有明显偏见和歧视的语言符号。我国有些地区现在实行的户籍改革中，把“农民”改成“居民”，一个字的改变一下子就基本上改变了“农民”的面貌。可见，语言符号的作用不可低估。当然，语言符号的改变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符号的改变，它有着宏大的社会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仅仅停留在对法律概念的语义分析上是不够的。语义分析虽然给我们划定了该词的范围，但是如果忽略了该概念实际所指的对象，我们就无法加深对该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法律概念是表述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之内容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概念不是完全独立的法的要素，而依附于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因此，我们在分析法律概念时，有两条重要的理路：一条是从法律概念出发到法律原则结束；另一条是从法律原则出发到法律概念结束。这两条理路为我们分析法律内部逻辑的自洽性和严谨性提供了空间。如果只停留在对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的分析，而没有到达法律概念分析的程度，就无法评价和批判实在法的具体内容，只会导致我们论述法律时的空洞无物和宏大叙事。如果只停留在对法律概念的分析，而没有进入法律规范和法律原则分析的程度，就无法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实在法的体系，只会导致我们论述法律时歧义丛生和盲人摸象。
现在我们根据以上两条理路对农民的概念进行分析。首先依第一条路径，从农民概念出发进行分析法律原则。从以上论述我们已经知道，农民的本质特征在于他的社会特征，在于他的依附性和不平等性。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可以从逻辑上推出农民权益保护立法必定在规范上确定农民那种不平等地位及其依附性权益，并对此进行特殊保护。那么农民权益保护立法所确认的农民地位及其权益很明显与其他公民是不平等的，由这样的法律规范所能分析出的法律原则必定是不平等原则。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农民这个概念转换成农奴或奴隶，现在立法机关要制定一部农奴（奴隶）权益保护法，很明显这样的法律是对不平等原则的公开确认。因此，农奴（奴隶）权益保护法必定是在不平等的法律原则下制定出来的。现在我们依第二条路经从法律原则出发来分析农民的法律概念。根据法律原则的基本含义可知，法律原则对法律规范具有指导性作用，法律规范不能语法律原则相抵触。现代法律基本原则是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组成，从这些原则出发，那么法律规范必定体现了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法律原则，否则这些法律规范可以认为是无效的。而法律规范依赖法律概念来表达，因此可以很简单地推出法律概念必定是体现了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法律原则的概念。但是很明显，农民这个概念所能体现并不是一个平等的概念，因此，农民这一概念是违背现代法律基本原则的。我们完全可以依据上述路经来分析法学的其他重要概念。如民法学中自然人的概念。我们可以很简单地推出自然人概念体现了平等、自愿、公平等民法基本原则的，是在法律中可以界定的一个概念。
二、 对农民 权益保护立法的反思
中国目前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其生活的主体绝大多数（一般认为占80%以上）是农民，此外，其他的所谓城里人其祖籍仍然是以农村为核心。“中国不但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而且城市居民也多是农民的亲属，中国城市没有独立的市民文化传统，而是长期处在城乡一体的中国文化氛围中，‘城里人’包括其中的精华——知识分子，其精神深处都多少有‘农民心态’。” 这些所谓的“城里人”多数是农民的转变，并且这种转变多是一种职业的转变，而不是真正向市民（citizen）的转变。因此，许多学者早就断言“所谓中国问题的实质就是农民问题”，这是有充足根据的。反过来说，“中国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也是十分准确的。现在如果要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那就是要制定一部保护全体（至少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权益的法律。显然，作为一部国内法（如果是国际法倒是尚可的）的农民权益保护法是不可能完成这项使命的。同时，这也向我们表明：如果中国的民主制度还是一个以绝大多数人意志进行统治的民主制度，那么作为绝大多数人中国农民何以成为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所谓中国农民是弱势群体以及为这些弱势群体立法的说法，如果不是我们的无知，就是我们的自大。其实不管是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现实情况来考察中国农民，他们绝对都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一股无穷的力量。他们之所以成为“弱势群体”，不是一个能力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的问题；不是一个天然的问题，而是一个人为的问题。他们在整体上完全有能力成为社会的强者，或者至少不比其他人弱，但是事实上却成为了我们社会中最强的弱势群体。
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法律制度（包括法治观念）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而在法律制度方面，并不是缺少一部农民权益保护法，而是我们已有法律制度对农民权益限制太多。这些法律制度并没有提供给农民与“城里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保护。譬如，我国的劳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没有给予农民与“城里人”同等的劳动就业的竞争机会以及其他福利待遇，这是导致农民工永远是弱势群体的重要原因。虽然我们的法律制度框架的设置是以全体中国公民（当然包括农民）为基础的，其目的在于保护全体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但是在具体的法律制度的设置上，我们许多的法律制度与城乡“二元”结构一样，也是一个城乡的“二元”结构。这个“二元”结构是以户籍管理条例为标准，把适用于城里人的法律制度与适用于农民的法律制度分成了两个部分。完全可以适用于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障法、劳动法、选举法等诸多法律法规排除了农民的可适用性。这样，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实难避免。因此，现在制定所谓的农民权益保护法对农民权益保护不但无济于事，而且只会加剧对他们更大的歧视和权益更大的侵害。
（一）农民权益保护立法实是对农民权益的侵害
那些热心的人士和深怀正义感的学者们为农民权益保护立法而奔走相告，实在令人感动。但是任何事情，尤其是法律制度如果没有经过理性思考就匆匆得出结论必定会给人们带来遗憾，甚至是事与愿违。在中国，很难走出“越是重农，农民越穷；越是丰年，农民越苦”的怪圈，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已纪证明了这一点。主导秦朝国策的法家焚书坑儒而唯“耕战”是务，把“上农除末”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致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朕本农民”，闭口“享我农师”。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们却发出了“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声。新中国成立后的50、60年代，我国农民从“同盟者”到“主力军”，从“民主革命的动力”到“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人更先进”到“贫下中农上管改”。然而与此同时对农民的政策越来越咄咄逼人，农民的手脚越捆越死。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穷。倒是在改革以后，“主力军”的调子不唱了，“上管改”的荣耀没有了，农民的处境反而大大改善。 历史一再警告我们要警惕那些名义上是维护农民权益实是侵害农民权益的行为。
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的几项前提是：（1）由于农民权益的特殊性，需要法律的特别保护；（2）农民所获得的这种特殊法律保护一般高于或低于其他主体所获得的保护；（3）存在农民的特殊权益经常受到侵害的事实，且这种侵害是由于缺乏法律所致。
根据当前一些学者的观点，农民主要有以下几项权益：（1）经济权益，主要指财产权及与土地相关的权利等。（2）政治权益，主要指选举权和结社权等。（3）社会权益，主要指劳动就业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尽管倡导农民权益保护立法的学者提出了农民有如此多的权益，但是除开与土地有关的权益（这在农业法、土地法等法律法规中已作出明确规定）比较特殊以外，其余的各项权益没有一项是独属于农民，也没有一项是独属于“城里人”。也就是说，以上各权益（土地权益除外），都为每一个中国公民（当然包括中国农民）所拥有，农民权益没有特殊性。我们的宪法及其由此产生的其它法律设置的基础是全体中国公民，而不仅仅是为了“城里人”，这些法律理所当然为所有中国公民提供了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再去为农民权益单独制定一部法律。
吉林大学
经济信息学院
2002级法学3班
刘英博
51020908
毕业论文
内容提要
实现权利的平等对抗，保障当事人的权宜，促进司法公正一直是律师的光荣职责，然而这光荣的群体却一直难以摆脱“荆棘的王冠” －－自我形象不佳，社会评价降低，职业情况恶化等无一不是困扰当代律师业发展的枷锁。更有甚者认为律师是滋生腐败的代名词。不可否认，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其中之重是律师职业道德建设尚存在诸多问题。想要建设一直高素质的律师队伍就必须加强律师的职业道德建设。学生拟从律师职业的“非道德”现象入手进行分析并提出粗浅意见。
关键词：
律师职业道德 理性思维 非道德 利益 责任 单极利益
一.当前律师职业建设的尴尬局面
法律职业有别于其他一般的社会职业，它是基于公平、公正的立场将法律运用到具体的人和事。作为这一群体中的自由职业者，律师是法律运行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他的作用日益重要，但却面临尴尬的发展局面。一方面，有着相对高的收入和自由的工作方式吸引了不少的法律人的加入，使得律师，尤其是专职律师的数量猛增；而负面影响是律师的形象却被无情地破坏－－唯利是图，如商人般势利，不择手段的争讼和诡辩，影响司法的公正和独立。借用17世纪欧洲作家维勒加斯（F•Q•Y•Villegas）的话来表达大多数人的感觉应该更加直白：“没有律师，就没有争讼；没有争讼，就没有代理人；没有代理人，就没有欺骗；没有欺骗，就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就没有警察；没有警察，就没有监狱；没有监狱，就没有法官；没有法官，就没有偏袒；没有偏袒，就没有贿赂。……”。公众的偏见不但对这个集团百般责难，同时也使其发展蒙上了阴影。不可否认，法制土壤的缺乏，司法实践中追求单极利益，律师职业的特殊道德要求和相关立法的漏洞、制度的缺失都导致了公众对律师职业的排斥现象。学生认为这些严重阻碍律师职业发展的问题都和律师职业道德的建设息息相关。
二．寻找律师职业“非道德”的成因
（一）司法实践中律师职业产生“非道德”的原因
1．律师集团缺少职业荣誉感
律师业本身是一个道德自治的行业，同时也具有相对垄断性，只有经过了严格的考试并拿到了从业资格的人才有机会进入这一团体。但由于我国法制建设的不完善，公众对律师职业的偏见和误解，以及律师自身对荣誉认识的缺乏导致了我国律师业整体没有一种作为律师的个人身份荣誉感和集体职业荣誉感（律师在工作和生活中往往认为自己是一个单独打拼的个体，没有军人等职业那样的鲜明集体观念）这一情感缺失的后果使得许多律师在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不择手段，不在意个人荣誉的丢弃，不在意职业道德的约束，同时更不在意律师集体荣誉的保持，在律师和律师间形成了竞争的恶性循环，而循环的结果就是律师集团整体道德水平降低。因此，没有了对荣誉的追求，道德的沦丧也成为了必然。
2．价值取向上，利益重于责任
律师在法律运行环节中是完全不同于其他角色的特殊类。因为他具有法律人和经济人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律师的职责是维护法律正义，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帮助和解决法律纠纷，体现了一定的公益性；另一方面，作为谋生的手段，律师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为当事人解决法律问题，并为自己获得经济利益，体现出了他的逐利性。值得注意的是，律师的工作来源于当事人的委托，双方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标的就是律师为当事人提供的“商品式”的法律服务和高超的法律技术的运用。律师的工作性质就是在这两种性质种选择，选择的结果就代表了其价值取向，价值偏重时逐利性就体现得较为明显，逐利性的突出会表现出两种情况：（1）极端的单极主义。当事人是律师的经济来源，胜诉又是案源的保障,为了获得更多的案源和胜诉的机会，个别律师往往会违反法律和相关规定私下和司法人员接触，拉拢、贿赂法官，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这些律师此时关心的只有己方的利益。学生认为这种有利于被代理人的结果这只是表面的，短暂的胜利。因为这种行为最终导致的是司法权威的损害，败坏了法官和律师的形象，弱化了民众对法律的理解、尊重和信任，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所以，这表面的“胜利”其实是一种深层次上的失败，是一种破坏。破坏了律师本身的职业环境，造成了整个法制系统的崩溃。届时，律师们整天忙碌的不再是调查取证，分析法理，而在乎的只有人情交际。（2）律师个人乐趣的丧失和道德的退步。法务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从来不亚于其他职业。争得案源以获得经济利益及工作的成功标准似乎只有金钱才能诠释（法官和检察官的工作成功通常可以通过职位的升迁来反映）；律师及事务所把重点放在如何维持和扩大规模，使合伙人获得更多的利润和回报。工作的压力使律师难以在生活中找到乐趣，机械的运动只能使他们变得疲惫，这样就更不会把社会利益、他人利益这样的重担放在身上，只有短期的利益才能让他们的神经有所触动。当然大部分公众不会认为律师的道德是善良的，正义的。正如西方法彦所语云：“诉讼孕育了律师，律师滋长了诉讼”；“辩护律师不会成为好法官，他们习惯于为钱工作”。
3．法律制度的漏洞给律师违法提供了可能
在多年计划经济的统筹影响下，我们的司法系统也有一种领导批示的不成文惯例。例如，判决书成文以后主审法官还没有权力把它送达到当事人的手中，当这份判决书有了庭长和主管院长的签字以后，它才有可能产生法律效力。所以，为了赢得案件的胜诉，律师往往和当事人一起找领导批示，在领导身上做文章。此外，法律的保底性条款赋予了法官巨大的“自由裁量权”，争取这种权力的向己方倾斜也是律师不断违法活动的目的所在。我国没有规定陪审团制，现有的合议庭和人民陪审员制度根本不可能起到制约法官权力的作用，这使法官行使权力受律师不当影响的风险相对大。加之三大诉讼法中，一系列的回避规定却忽视了法官和律师关系的规制，让这种关系处于依法回避的盲区和边缘地带，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中的重大缺陷。一对相互熟悉的律师和法官在同一案件审理中碰头决不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生的，两者在多年的接触中一定会产生某种默契，我们如何保证这种默契不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呢？！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律师为了打赢官司不惜用各种方法和法官做钱和权这种低成本高收益的交易，道德的败坏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二）律师职业道德独特性也体现了的“非道德”因素
每个职业都有自身独特的职业道德。医生面对病人无论其是好人坏人都要救死扶伤；警察为了保证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无论情况有无危险都要挺身而出；军人为了保证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无论敌人多么强大都要敢于牺牲。这些道德有些是大众道德的范畴，有些甚至列入了国家法律的规定。正因为有这些特殊的职业道德的支撑，这些职业群体才能有序运作，这也是区别各个职业群体的重要标志。作为舶来品的律师职业是在我国法制土壤和法律研究都不丰富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相当一部分人对其职业本身和职业道德都十分陌生：认为大众道德、律师道德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这其实并不者正确，准确的表述可以借助于数学的定义：律师职业道德和大众道德只是两个有相交部分的集合。
1．律师职业道德不是理想中的道德
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一种调整形式，它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规范和原则的总和。（文显468）它以人们的自我评价或他人评价的方式为特点调整人们的内心意愿和行为。道德的分类标准有很多，按照富勒的分析，道德可以划分为理想道德和义务道德。前者是人们所追求的现实生活中应当存在的道德状态；而后者其实是要求社会成员为了实现前种道德而产生的道德的义务。把道德规范内容进行分析，还可以划分出价值、原则、规则和感受及态度这四种层次。义务道德主要体现为规则和原则，而因何产生这种义务、这种义务的正义性体现主要由价值和感觉及态度这两个因素左右。不难看出，律师职业道德在道德分类中是一种义务道德，即如果有人达到这样的标准不会受到赞扬，但如果违背了则要受到斥责或惩罚。所以，律师职业道德不是公众心中向往的道德－－大众道德。如果认为律师要有高于一般道德的情操，那么就是对这两种道德的概念、范畴和作用产生了误解。
正是因为律师职业道德不同于大众道德，所以二者的关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首先，律师职业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可能高于大众道德。在2001年11月26日中华全国律师会修订的《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规范》第二章中明确列举了律师应当遵守的九条总则性职业基本准则。分析九条条文的罗列，其中的根本目的体现在要积极维护律师的声誉，全面提高律师队伍道德建设水平，规范律师职业行为，保障律师切实履行对公众和社会承担的使命和责任。通过条文的表述和认识，我们不难看出本规范要求律师在全社会中应当率先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公众的权利，保障司法公正，是一般公众的楷模。原因在于：（1）律师的职业的工具就是法律，职业的根本依据是法律；（2）律师集团的构成上多数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比普通群众更加熟悉法律和道德；（3）律师的职业决定了他们要和公众广泛接触，天然负有为其解决疑难、排除干扰、享受法律上的权利的义务。从这个层面上讲，律师职业道德是应当高于一般的社会大众道德水平，这也是很容易被人理解的。
其次律师职业道德在某些方面还可能低于大众道德，这是最不太容易被公众理解接受的，例如：律师要为当事人保守秘密，尤其是刑事犯罪的辩护人，他的职业操守和参照系要求他即使有当事人犯罪的证据也不能主动向法庭提供；即使明知有罪，也要从无罪的基础出发为其辩护。这种情况恰恰和大众道德的标准难以达成共识，因为在这个价值取向上，律师对当事人利益进行保护的道德要求往往高于社会道德要求；而对对方当事人和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是低于大众道德的。这不单是基于双方契约的要求，也体现了道德和法律的区别。此外，公众对此的误解还由于法制观念没有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而产生的。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是一种特别注重伦理秩序和信念的体系，强调个体人格的发展同宗族社会伦理要求协调一致起来，它更追求实质的公正，排斥法律形式主义，进而导致对法律的不信任，动摇法律在国家的地位。当代律师的工作突出表现在打破这种看似协调公正的实质正义，而为个体独立的人格发展创造环境，并运用法律形式主义来维护这种独立的、富有理性的法律关系。这就是英国法学家梅因所说的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化。
2．律师职业道德追求鲜明的理性价值
法律运行的特点在最大程度上排斥感情的冲动和任何恣意的决定。相对于其它社会规范的区别体现为内在的、强制的理性因素。无论行为、结果及因果关系如何组合构成，都会发生的相应法律后果。法律后果的发生往往不以人的意志和情感为转移，也正是这种理性使得法律可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基于这种理性价值而工作的律师必然拥有理性的品格，体现为：（1）程序分化导致角色的特定。一场诉讼从开始就要为每个参加人确定位置，律师法定的位置也为律师确定了相应的心态。他不会因被害人的悲惨遭遇而心痛或因被代理人的发指行为而愤怒继而倒戈；更不会以中立的姿态如法官办超然于双方之外。相反，他还是会站在被代理人利益的立场上为其辩护，为其争取平等权利。（2）有意识的思维阻隔。在现代法制中，程序对案件的审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律师在介入案件的时候，往往如外科医生手术一样，依程序对案件进行剖析。使人感觉理性的冷酷扑面而来，为的就是要淡化决定过程中得到的论证，利用理性思考强迫自己将先入为主的真理观和正义观束之高阁。（3）鲜明的形式理性。律师在法庭上的工作是摆事实、讲道理。更确切地讲是摆证据、讲法理。一名成熟的职业律师往往会保持平和的心态，在诉讼过程中排除意气用事，通过形式化、专门化的法言法语把所有的喜怒哀乐凝结为程序进行中的辩论、推理、证明和决定。
艺术作品中的律师往往夸夸其谈、慷慨激昂、惩恶扬善，但艺术的加工和真实的生活却相差甚远。律师是有感情的，但律师决不会通过充分调动感情，以情代理感染听众；律师的辩论也可能是激情四溢的，但这种激情建立的基础永远无法摆脱理性的思维和冷静地思考。所有的结论归结在一起就是感情永远无法超越理智。
3．法律是衡量律师职业道德的唯一标准
虽然在高教社出版的大学法律专业教材中只有刑法学提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为其原则，但在我国司法界的各个运行环节这都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律师职业道德的标准也只有法律这一个唯一，也可以说是律师职业道德和大众道德标准差异的最根本原因。
想要真正理解律师职业道德的标准就要对法律、道德这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加以甄别。首先，道德和法律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道德以社会意志的形式出现，法律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出现。为了使法律更加易于遵守和操作，法律规范的构成较之道德规范更加明确、精确和严密。其次，违反了规范的后果不同。这点区别在案件的诉讼中是十分明显的：违反了道德无需任何特定组织和特定程序的认定，人们就可以把违反道德的人和道德制裁直接相连，这说明用道德调节的方法是灵活的、普通的；而法律的程序性和确定性又是其不具备的，违反法律，追究责任一定要通过严格程序和法庭审理，用一句经典的法谚来表达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再次，调整人们的行的方式为也是二者的区别所在。道德的重点是通过单一的义务要求来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而法律却是以权利为本位，以权利义务双向为纽带调整人们的行为。最后，调整的对象和调整体系不同。法律较之道德以更加严谨的的法律结构来调整人们的行为，对其内心的动机却不慎注重，道德倚重要求人们内心善良以达到行为合力。以上四点构成法律和道德间的不协调：合法的不一定合理，合理的也不一定合法。律师执业绝不可能和法律相抵触，尽管合乎道德的东西可能是合法的，但合乎律师职业道德的决不会是违法的。
真正区别法律和道德是不可能的，两者的阶级基础都决定了他们的社会阶级本质和服务的方向是共同的。法律贯穿道德的精神，道德对法产生公正性和公正程序的评价；道德保持法律的伦理方向，法律则促进道德的完善。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辩证的得出结论 －－一名优秀的律师往往是一名道德高尚的人，一个道德败坏的律师也不可能会遵纪守法。即便如此，律师在工作中坚持的永远是法条主义而非大众道德。如果把拥有良好的大众道德说成是拥有社会正义感的话，那么无疑律师职业道德的要求在某种成度上抑制了这种正义感，也就是说这种抑制让大众对律师所遵守的道德标准产生了较深刻的误解。
三．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提升律师形象
（一）加强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
分析了律师职业和律师职业道德产生“非道德”的原因，无论从司法实践中保持司法独立和公正的角度还是从律师集团自身强烈要求改变自己的职业环境，提高职业评价的角度上看，加强律师执业道德建设都是十分重要的。 “职业” 一词的是十分关键的，它的含义就是要强调法律工作是按对委托人和法制应尽的义务优先与个人利益这样的标准组织起来的；同时也是受道德支配的。如果没有法律职业道德建设支配法律人的行为，影响法律人的心态，规制法律人的思想，拥有高超法律技术的法律人是十分可怕的，乃至是危险的。这点在律师身上体现尤为明显，法官和检察官的行为除了职业道德规制以外，还有国家法律和单位纪律的约束，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是没有直接的上司可以对其管辖的。正因为职业道德的作用，才抑制了法律技术运行中的非道德的成分，使其把法律的非道德控制在最低限度，同时也彰显了职业技术中的道义成分，让法律技术真正的法律事业服务。
（二）律师职业道德建设的一点建议
1．培养荣誉意识
经过前文的论述，学生认为荣誉意识建设对建设律师职业道德是有帮助的。西方律师业的早期，同样是由于社会民众对律师业的讥讽刺激了律师们，让他们意识到了职业荣誉的重要性。为了改变人们的评价，律师们开始为穷人提供免费的服务，有时这种服务完全不计成本，此后经过多年的发展，这种为打不起官司的人进行援助的服务演变成了今天的法律援助制度；不仅如此，律师还剔除在职业队伍中的道德败坏者来提高自身的纯洁性。以至到16世纪的欧洲各国纷纷把律师职业作为贵族的理想工作－－律师们不仅传播法律，也严格学习礼仪举止和上等人的生活方式。虽然，这种注重个人背景来改善律师职业道德的方法在现代社会并不可取，但却在客观上收到了很好的结果。当然，学生并不赞成律师是贵族之学，但仍希望律师集团可以建立起职业荣誉感，重视自身行为的修养和性格培养，从内心激发对行业的热爱，对荣誉的珍惜，进而提高律师整体的职业道德水平。
2．加大法律普及力度，让法制理念深入大众
在法律上界定农民的概念是研究农民权益法律保护的逻辑起点，也是制定有关农民权益保护法 的前提条件。所谓农民权益保护立法，是专设为保障“农民”权益而制定的法律。因此，农民这一概念的法律界定应该是农民权益保护立法首先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但是法学界对此重要概念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们在忙于大胆设想如何构建农民权益的法律保护制度时，却对农民这一基本概念或是轻描淡写，或是避而不谈。 如此缺乏厚实基础所构建的法律大厦势必在顷刻之间有坍塌的危险。值得庆幸的是，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尤其是在中国刚刚兴起的农民学 对农民这一概念问题展开了较多的探讨。借鉴有关成果，在法律上可以展开对农民概念和内涵进行较深入的探讨。本文探讨的问题主要是：（1）农民的本质内涵，即农民的一般含义。（2）农民的本质内涵与法律的关系，即农民的本质内涵是否可以直接引入到法律并以此来界定农民的法律内涵。（3）如果农民不宜作为法律上的概念，在法律上究竟如何才能保护能农民权益。经过一番探讨之后笔者认为，在法律上我们不宜界定“农民”这一概念，即使存在所谓的法律界定也是与法律基本原则相违背的。进而，笔者对当前我国有关农民权益保护立法等有关问题进行了反思，并对农民权益保护提出新的进路。
一、 什么是农民？
什么是农民，这一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十分复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类学家和农民学家对此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果。人类学家布洛克指出，人们在议论究竟什么是农民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这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在研究农民问题时所针对的对象可能完全不是同一个事物。一些人在谈论农民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在谈论城里人；而另一些人在谈论城里人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在谈论农民。
（一）几种典型的界定方法
纵观国内外各种关于农民内涵的叙述，给农民下定义一般有如下几条标准：
1、职业标准。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他与“工人”、“商人”、“渔民”、“牧民”、“医生”等是并列的概念。农民一个很明显的（也是非常直观的）特点就是从是农业劳动。既然是农民，当然主要的职业就是从指农业生产。我国的《辞海》对农民的解释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主要指集体农民。” 《现代汉语词典》对农民的解释是，“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 我国学者也多是从职业的角度对农民概念进行界定的。“农民是具有农业户口、居住在农村、从事劳动生产的劳动者。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农民一般应同时具备上述三个特点，尤其是‘从事农业生产’一条必不可少。” 有些学者认为农民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农民概念是，“个人或集体占有或部分占有生产资料，长时期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广义的农民概念是，“长时期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 “农民，应该说是一个职业概念，它是指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和取得土地经营收入的那部分劳动者。” 这些解释都是从农民这一职业的角度对农民概念作出的阐述，可以看出农民的都是从事农业有关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生产这一条必不可少”。这种观点类似于西方国家所谓的“古典主义”者的意见。把农民看作是历史上一切时代的个体农业生产者，包括古典时代农民城邦的农民、中世纪的农奴、村社社员与独立农民，直到当代的农场主，但不包括非农业生产者居民。这样的解释的优点是直观明了，但是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没有阐述出农民这一概念的更深层次的社会内涵。
2、经济标准。这种观点认为，农民一般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农村）里面，但是这并不能说农民就不介入货币和市场关系。在满足了自给性消费之后，农民或多或少地与社会发生经济交往，根据价格、供求关系和成本与收益关系作出生产、消费上的抉择，力图对资源作出最适度的运用。 农民在经济上的主要特征有：一是农民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自家消费的需要。在这方面，他与生产、消费、工作和居住截然分开的现代都市居民明显不同。二是农民的家庭作为一个追求利润的单位，必须根据价格、供求和成本与收益来作出生产上的抉择。在这方面，农民的“农场”具备一些类似资本主义的特点。三是农民自己消费后的剩余产品被用来供非农业部门的消费需要。农民这几个方面的特征决定了农民既是一个维持生计的生产者，也是一个利润的追求者，当然更是一个受剥削的耕作者。
3、政治标准。在政治上，农民是作为一个阶级，即农民阶级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的农民与城市工人、资产阶级等构成了并列概念。在西方国家他们同时被视为“理性小农”或“便士资本家”，因为他们与城市的小生产者(即小资产阶级）具有共同的属性。作为“小资产阶级”，他们通常被看作是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层”。农民作为特定关系中的成员，在权威的关系中，在某种程度上出于从属的地位，受外部权势的支配，要服从有权阶级的法令和要求，并且必须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交纳给这些阶级。马克思主义学者把“农民”定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即中世纪的农民阶级。这个定义既不包括“农业社会”的非农业生产者，也不包括非农业社会的农民(如当代美国农民)。 在当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农民学中对农民概念的界定有七条标准：（1）农民作为主要耕作者，占有——无论是否他们自己的——农业生产工具，自给自足并一般地生产得比维持生计与自身再生产所需的更多。（2）农民非奴隶，不是他人的财产，但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农奴或隶属民。（3）农民他们在多种多样的条件下占有土地，他们可以是所有者、租地者(交纳货币、实物或分成租，并附以或不附以劳役)或自主佃农。（4）农民主要使用家庭劳动，偶尔也有限地使用奴隶或雇佣劳动。（5）他们通常加入比家庭更大的单位，一般是村社。（6）农村中的辅助性工匠可以仍作为农民本身来看待。（7）农民在不同程度上受上层压迫阶级包括国家组织的剥削。
4、社会——文化标准。农民是社会传统文化一部分，在文化和道德关系中，他们是文化的坚定继承者和维护者。在这意义上的“农民”是指前工业社会或市民社会中的成员，强调他们的传统性，而不是职业性。因此，在前工业社会尽管居住在城市，有“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还是被认为是农民。而在当代美国的农业成产者——家庭农场主就不在“农民”之列。“同时由于它是个‘前私法(罗马法)’的社会类型，私法意义上的所有制关系以及建基于其上的‘阶级’定义也不能用来界定它。因而它与其说是介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阶级’，不如说是处于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组成的现代市民社会之外的一种‘社会’”。
（二）农民概念的本质属性
以上是学者们从四个不同的标准给农民概念的阐释，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农民（peasants）的本质属性在于他的社会性，而不是他的职业特征。“农民首先是一种卑贱的社会地位，一种不易摆脱的低下身份，即使一个农民改变了其经营形式，改变了他在经济行为中的角色，乃至改变了职业，只要他没有改变那种低下的身份等级，他就仍然是一个peasant，就仍然会听到社会向他说：‘喂，你是乡下人！’”
首先，我们可以从“农民”这个词的词源上来考察。在古汉语中，甲骨文和金文时代就已经分别有了“农”与“民”这两个词。根据说文解字上的解释，农(?)，耕也。甲骨文作金文作 《说文》所引古文作从辰从林，或从辰从田。辰是古人用以锄草的蛤壳一类的农具。?为人手持农具耕于田中或林中，本义指“耕作”。 农民主要是作为一个职业概念，从事农耕的活动。同时，?上为“曲”，曲古音位奴。在古汉语中多为同音意通，因而曲也有“奴”意。于是“农”也有身份低下的意思。
民，众萌也。从古文之象。甲骨文作 金文作 郭沫若认为，作一左目形而有刃物以刺之。古人民盲每通训。今观民之古文．则民盲殆是一宁。然其字均作左目，而以之为奴隶之总称。 民主要是一个身份概念。“民”，古同“萌”、“氓”，指卑贱的下人，他们被上等人视为“懵懵无知”、“萌而不识”的贱者。后世便有了贱民、草民、子民等称呼，并且民与官、绅、君对举，这都显示了“民”的卑下身份。在古时绝大多数“民”当然是务农的，于是“民”在很多场合也有职业含义。因此，“农”、“民”成了近义词。“农者，民。” 如农时被称为“民时”，农事被称为“民事”，农兵被称为“民兵”，农业被称为“民业”。因此，“农者民业，民者农业，职业概念与身份等级概念混而为一了。”
相对“农”、“民”而言，作为一个词的“农民”则出现得稍晚，但它们的含义大多数可以从以上两个词引伸出来。《春秋谷梁传》记载，“古者有四民：有土民，有商民，有农民，又工民”。《吕氏春秋》记载，“古圣之中农民”。《 礼记•月令》记载，“农民毋有所使”。
以上是中国古代农民概念的基本含义，这当然是前现代的概念，具有浓厚的封建等级色彩。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这种等级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了，但这种视农民为务农之“氓”的传统观念却仍然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当今农民概念的内涵。“身份低贱种地务农之人”成了中国“农民”这一概念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一直到现在，“中国农民”，主要不是一个职业概念，而是一个身份概念。
在西方国家，peasant一词同样更多地带有身份等级的含义。英语中的peasant在18世纪作名词用意味着“一头畜牲或一个大老粗”，作动词用意味着“附庸与奴役”。peasant来源于法语paysant一词，而法语paysant一词是对卑贱者的贬称。法语paysant一词又由拉丁语pagus派生，而该词的拉丁词意为“异教徒、未开发者、堕落者”，带有强烈的贬义。
俄国既是现代农民学发源地之一，也是一个在“农民”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俄国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农民改革）以前，称呼俄国农民的词汇林林总总，多达10余个。其主要成分是农奴。俄语“农奴”一词为 ，其词根 意为(买卖的)契照。 即“(可)立契买卖的人”。任人买卖的人当然是奴隶身份，然而该词本无“农”之义，这是汉译时加上去的(日文著作中这个词多译作“奴隶”)。可见这个词本来也只有身份意义而没有职业意义。在农奴制时代， 与 常常通用，“国有农民”、“皇室农民”、“领主农民”，甚至“工人农民”都是农奴的组成部分。显然，它们与“农奴”一样也主要是个身份概念。在农奴制解体后，强调职业含义而不识身份含义的（词根为“土地”、耕作“，可译为农人）、 （词根为“土地”，指“种地者”）等称呼才开始流行起来。
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尤其是在列宁的著作中经常使用农民（peasant，一般译为“宗法农民”）这个词，它蕴含的手工劳动、生产力低下的技术内涵，也蕴含着受封建主剥削的阶级内涵，但是更重要的是赋予了“农民”对共同体依附的社会学内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 马克思认为农民（peasant）的实质是“不独立”的、“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的人。这种意义上的农民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农民的人身依附性，他们通过权力——依附模式而不是契约模式建立并整合一个“农业社会”。
《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peasantry的解释是：“小规模农业生产者的一种亚文化群，peasant与其他农业生产者不同之点就在于要受外部权势的支配。这种使其整合于更大社会的方式通常被认为是定义peasantry的标准，虽然有些作者在给peasant一词下定义时强调诸如自给自足或小规模生产等待征。在peasant社会，生产手段的最终支配权通常不是掌握在主要生产者手里。生产品及劳务不是由生产者直接交换，而是被提供给一些中心，重新分配。剩余的东西要转移到统治者和其他非农业者手里。……这种权力往往集户于—‘个城市中心，尽管并非永远如此。” 尽管《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是西方诸多农民定义观点中的一种，但是它还是说明了农民更深层次的含义——一种通过“受外部权势支配”而“融入较大社会”的身份等级。这种观点与古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peasant）是共同体的附属物并受共同体人格化权力的支配的观点相吻合。
当然，人们在不同社会不同时期对农民的理解不是完全一样的。例如，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制度上已经得到了解除，农民身份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表现出了既不同宗法农民，又不同于新式农民，也谈不上现代农民的特点。虽然如此，农民毕竟只能是农民，他无法改变自己作为权势力量从属者的地位。 不管是中国的“重农抑商”的传统，还是欧洲“颂农贬商”的学说，都改变不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农民这一概念就其主要意义而言，既不是与工、商、牧、渔并列的一种职业，也不是与业主、雇主或收购商对称的纯经济行为的另一方（承租人、受雇者或供货方），又不是与大农场之类对称的一种经营形式。
一、 农民不宜成为法律概念
法律概念是法律的构成要素之一，是人们在长期的法学研究和法律实践基础上对经常使用的一些专门术语进行抽象、概括所形成的具有特定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在法律发展史上，法律概念的形成是法律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人们要进行简洁明晰的法律思维，就必须使用法律概念。人们要建构自己的法学理论和法律体系，就必须使用法律概念。以“遵循先例”为基本原则的英美法法系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浩如烟海的判例，但整个法律体系却因缺乏精确的法律概念和系统的逻辑结构而显得杂乱无章、晦涩难懂。法律概念能够提供明确的用词的潜在规则，能够明显辨别该词所表达的现象与其他现象的区别。当然，法律概念不同于一般日常交流中的所使用的概念，法律概念一般具有确定性、法律性、中立性等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我们平时使用的所有概念都能成为法律概念。例如，“人民”是一个政治上经常使用的概念，但是在法律上一般不会使用。现在就农民这一概念不宜成为法律概念作如下论述。
（一）农民概念的模糊性与法律概念相悖
法律离不开概念，但抽象的概念只能造就抽象的正义。法律应当解决具体问题，造就具体正义。因此，确定性、具体性是法律概念的首要特征。从理论上来看，在法律上准确、系统地界定概念是我们建构法律体系的逻辑前提。从形式上看，法律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它为社会提供明确的行为规范，如果法律概念出现理解上的歧义，就会导致行为人（司法者、执法者和守法者）无所适从。现代英美法法系国家为了确保概念具体化，减少概念的模糊性，他们在制定每一部法律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定义条款。这个条款一般是在法律文本的前面，而且所占的篇幅很多。中国目前制定法中很少有定义条款（有些法律中附录中偶尔有之，但是一般都很简单），定义多数由法学家来完成。由于每个人对同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法律适用时偏差较大。
法律概念首先是一个一般概念，具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当然，法律概念也有与其他一般概念明显不同的特征，这也是概念之所以成为法律概念的重要原因。因此，对法律概念的界定就是对一般概念在法律上的确认。那么在界定法律概念之前，应该对一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出界定。只有一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明确之后，才能进一步地在法律上界定为法律概念。法律概念的界定其实就是利用一个独立的词来给出语言上的界说，它主要是一个标明界限或使一种事物与其他事物区分开来的问题。
当然，有人可能认为法律概念不一定都是具体明确的，譬如法律上经常使用的公平、正义之类的概念，就没有具体明确的内涵和外延，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也没有为它们达成一致性意见。那么是否我们据此就可以认为，农民这一概念可以没有具体的内涵和外延呢？其实，我们仔细考察所有的法律概念就会发现，那些迄今为止没有统一内涵和外延的法律概念一直是作为一种法律原则存在的，而那些不能作为法律原则的概念（即为具体概念）一般都会有特指的对象和具体的内容。如消费者、未成年人、要约、承诺等诸多概念在法律上都应该有具体明确的含义。如果这些概念也含糊不清，那么必定会造成法律实践中的混乱。在法律适用时，法律原则上的概念是一个可以权衡的概念，而法律规范上的概念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概念。我国现行法律对“消费者”概念界定不清是导致我国司法界对什么是 “消费者”发生争论的根本原因，从而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上的混乱。
农民作为法律的一个主体概念和具体概念 （很明显，农民不能成为一个原则性的法律概念）。法律主体概念必须有其特定所指（即特指）的内容。在法律上明确界定它的内涵和外延是消除理论界和实践界以后发生争议的根本途径。否则，它将成为我们法律适用时无所适从的祸根。但是从目前农民这个词所表述的内容来看，它是一个极为含糊不清的词汇：既没有确定的内涵，也没有明确的外延。
正如上所言，人类学家在界定农民概念的内涵时发生了巨大的困难，一直到现在还在争论不休但始终没有最终结果。“实际上，‘农民’的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制度背景下，‘农民’的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文化、制度背景下，‘农民’的标准又呈现出一些特殊的时代特点。” 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1949年前后到现在）内，我国农民经历了从“宗法农民”到“新式农民”，再到“转型时期的农民”的转变。 我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内部开始出现了特征明显分发与分层，农民的外延变得更为复杂，出现了农民企业家、农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不同称号以及东部、中部与西部的农民之间的差别。尽管国内外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标准都对农民的概念内涵进行了解说，但是这些解说在帮助我们界定农民的概念时都无能无力。农民概念本身内涵的不确定性与外延的复杂性为我们在法律上确定农民概念设立了第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我国学界最为常用的方法就是从职业的角度来界定农民的概念，“从事农业生产”是这一概念的核心。依据这条标准，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就是农民，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就不是农民。从职业的角度确实能确定农民所特指的范围，但是在法律上却会使得农民权益保护落空。农民权益保护立法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制定农民权益法的一个重要激发因素——就是保护“农民工”权益。如果按照农民职业标准来认定农民，就会使“农民工”变得不再是农民（他们大部分不从事农业生产）。这样，这些“农民工”就不在农民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范围之内。另外一方面也会使得一部分本是城市居民（按照我们现在户籍的标准）的人，反而享受到农民权益法的所规定的权益，如在国营农场、林场、牧场等从事农业生产的“国家工作人员”。一般认为他们是城市居民，但是由于他们从事的农业生产就变成了农民。此外，根据我国现有的有关规定，农民的孩子还是农民。那么对这些农民的未成年孩子是否适用农民权益保护法的问题也变得非常棘手，因为农民的未成年孩子并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产生这种困难的原因是农民是一个很笼统、很模糊的概念，我们既可以用它指一个个人，也可以指一个家庭（农户），一个经济单位，一个群体或阶级。在农民权益保护立法时我们无法确定在什么情况下是指一个经济单位，在什么情况下是指一个单独的个人。譬如，我国现有的法律在使用农民承包土地权益时，“农民”大多数情况是指作为一个家庭单位使用的，因为这时候只有农民家庭的户主在承包合同上签字。而在保护“农民工”权益时，这里的“农民”指的是单独的个人，因为这时的农民作为自然人与用人单位等发生关系。
造成以上诸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从事农业生产”不是农民的本质特征。作为一种职业，社会中的任何人只要他具备从事这一职业的资格，都可以从事这一职业。而作为一部保护职业有关权益的法律肯定会对所有从事这一职业的任何人进行保护，而不管他是农民、工人或干部，穷人或富人。因此，从职业角度出发来界定农民，必然会使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在我们的观念中他们是农民，如民工）得不到农民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而使从事农业生产的“非农民”（在我们的观念中他们不是农民，如国营农场的工人）却得到了农民权益法的保护。这种不是从“农民”的本质入手界定的定义的结果必然导致“农民”外延的不确定性。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现实中认定农民有一个极为简单的办法——户籍标准。自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后，中国形成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凡是具有城镇户口的居民（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就是城市居民；具有农村户口的居民（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就是农民。这是我国目前法律上确认农民的唯一标准。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比，我国的户籍管理除了执行人口家庭的登记职能外，还与就业、医疗、住房等多项社会福利待遇紧密相关。很明显，我国农民主要不是一个职业概念，而是一个身份概念。凡是具有农民身份的人，即使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就不能享受“城市人”的福利待遇。“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把中国分割成城市和农村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使中国形成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重要原因。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户口簿，如同横亘在城镇与农村人口之间一堵无形的让人难以逾越的“城墙”，曾使中国亿万农民充满着痛楚的回忆。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如果我们还在使用户籍制度的标准来圈定农民的范围，实际上是我们在走向一条绝路。但是在我国法学界一边在对户籍管理制度大加笔伐 之时，另一边却在讨论农民权益法律保护时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农民界定在户籍的标准之内 ，这不得不值得我们深思。
（二）农民概念的本质内涵与法律概念相悖
农民概念的本质内涵与法律概念相悖是农民不能成为法律概念最根本的因素。如上所言，农民本质属性在于他的社会性，在于他低贱的身份地位。因此，具有身份等级含义的“农民”与法律概念的中立平等的要求相悖，进而违背了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的基本精神。
概念的表达需要借助语言符号，一个符号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但不同的意义也可以用一个符号来表达。从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概念、术语、名词等都是一种语言符号。这种符号与它所要表达的语义之间很有可能不完全吻合。“传统”的符号可以表达现代的语义，反之，“现代”的符号可以表达传统的语义。但是作为“传统”的符号，传统已经赋予了根深蒂固的涵义，以致现代人只要看到该语言符号，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就是传统赋予那个符号的意义。譬如在我们看到“永垂不朽”这个词时就知道它是在称赞一个伟大人物；而在我们看到“臭名昭著”这个词时就知道它是对一个恶人的贬斥。蕴含着公平正义的法律规范是借助于法律概念来表达的，而法律概念是借助语言符号来表达的。因此，法律概念所借助的语言符号应该是中性（中立）的，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带有感情色彩（褒义或贬义）或歧视的语言符号。几千年以前，我们的老祖宗就使用农民这个语言符号；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使用同样的一个语言符号。符号所表示的语义虽然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当然，总会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要不就应该改换一个新的语言符号），但是这个语言符号没有改变。我们考察古今中外农民（peasant）一词所表达的含义无不是一种歧视的称谓，一个身份低贱的代名词。一直到今天，所谓的“农民思维”、“农民意识”等无不是一种贬称。
在英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早就改变了“农民”的符号了，譬如英语系国家现在所要表述农民时常用的一个词是farmer（农场主）。也许有些人认为符号不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用“臭名昭著”特指一部分伟大人物，但是我们的思维定势却使得我们很难一下子转过弯来。文化传统赋予语言符号的根深蒂固的内涵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就能摆脱的困扰。我们可以在法律中使用ABCD或甲乙丙丁这些毫无感情的、纯粹的逻辑符号来指代农民，但是我们却不能直接使用农民这个带有明显偏见和歧视的语言符号。我国有些地区现在实行的户籍改革中，把“农民”改成“居民”，一个字的改变一下子就基本上改变了“农民”的面貌。可见，语言符号的作用不可低估。当然，语言符号的改变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符号的改变，它有着宏大的社会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内涵。
仅仅停留在对法律概念的语义分析上是不够的。语义分析虽然给我们划定了该词的范围，但是如果忽略了该概念实际所指的对象，我们就无法加深对该概念的认识和理解。法律概念是表述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之内容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概念不是完全独立的法的要素，而依附于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因此，我们在分析法律概念时，有两条重要的理路：一条是从法律概念出发到法律原则结束；另一条是从法律原则出发到法律概念结束。这两条理路为我们分析法律内部逻辑的自洽性和严谨性提供了空间。如果只停留在对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的分析，而没有到达法律概念分析的程度，就无法评价和批判实在法的具体内容，只会导致我们论述法律时的空洞无物和宏大叙事。如果只停留在对法律概念的分析，而没有进入法律规范和法律原则分析的程度，就无法从宏观上认识和把握实在法的体系，只会导致我们论述法律时歧义丛生和盲人摸象。
现在我们根据以上两条理路对农民的概念进行分析。首先依第一条路径，从农民概念出发进行分析法律原则。从以上论述我们已经知道，农民的本质特征在于他的社会特征，在于他的依附性和不平等性。从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可以从逻辑上推出农民权益保护立法必定在规范上确定农民那种不平等地位及其依附性权益，并对此进行特殊保护。那么农民权益保护立法所确认的农民地位及其权益很明显与其他公民是不平等的，由这样的法律规范所能分析出的法律原则必定是不平等原则。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可以把农民这个概念转换成农奴或奴隶，现在立法机关要制定一部农奴（奴隶）权益保护法，很明显这样的法律是对不平等原则的公开确认。因此，农奴（奴隶）权益保护法必定是在不平等的法律原则下制定出来的。现在我们依第二条路经从法律原则出发来分析农民的法律概念。根据法律原则的基本含义可知，法律原则对法律规范具有指导性作用，法律规范不能语法律原则相抵触。现代法律基本原则是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组成，从这些原则出发，那么法律规范必定体现了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法律原则，否则这些法律规范可以认为是无效的。而法律规范依赖法律概念来表达，因此可以很简单地推出法律概念必定是体现了公平、正义、平等、自由等法律原则的概念。但是很明显，农民这个概念所能体现并不是一个平等的概念，因此，农民这一概念是违背现代法律基本原则的。我们完全可以依据上述路经来分析法学的其他重要概念。如民法学中自然人的概念。我们可以很简单地推出自然人概念体现了平等、自愿、公平等民法基本原则的，是在法律中可以界定的一个概念。
二、 对农民 权益保护立法的反思
中国目前的社会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其生活的主体绝大多数（一般认为占80%以上）是农民，此外，其他的所谓城里人其祖籍仍然是以农村为核心。“中国不但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而且城市居民也多是农民的亲属，中国城市没有独立的市民文化传统，而是长期处在城乡一体的中国文化氛围中，‘城里人’包括其中的精华——知识分子，其精神深处都多少有‘农民心态’。” 这些所谓的“城里人”多数是农民的转变，并且这种转变多是一种职业的转变，而不是真正向市民（citizen）的转变。因此，许多学者早就断言“所谓中国问题的实质就是农民问题”，这是有充足根据的。反过来说，“中国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也是十分准确的。现在如果要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那就是要制定一部保护全体（至少也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权益的法律。显然，作为一部国内法（如果是国际法倒是尚可的）的农民权益保护法是不可能完成这项使命的。同时，这也向我们表明：如果中国的民主制度还是一个以绝大多数人意志进行统治的民主制度，那么作为绝大多数人中国农民何以成为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所谓中国农民是弱势群体以及为这些弱势群体立法的说法，如果不是我们的无知，就是我们的自大。其实不管是从历史经验还是从现实情况来考察中国农民，他们绝对都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一股无穷的力量。他们之所以成为“弱势群体”，不是一个能力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的问题；不是一个天然的问题，而是一个人为的问题。他们在整体上完全有能力成为社会的强者，或者至少不比其他人弱，但是事实上却成为了我们社会中最强的弱势群体。
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是法律制度（包括法治观念）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而在法律制度方面，并不是缺少一部农民权益保护法，而是我们已有法律制度对农民权益限制太多。这些法律制度并没有提供给农民与“城里人”同等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保护。譬如，我国的劳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没有给予农民与“城里人”同等的劳动就业的竞争机会以及其他福利待遇，这是导致农民工永远是弱势群体的重要原因。虽然我们的法律制度框架的设置是以全体中国公民（当然包括农民）为基础的，其目的在于保护全体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但是在具体的法律制度的设置上，我们许多的法律制度与城乡“二元”结构一样，也是一个城乡的“二元”结构。这个“二元”结构是以户籍管理条例为标准，把适用于城里人的法律制度与适用于农民的法律制度分成了两个部分。完全可以适用于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障法、劳动法、选举法等诸多法律法规排除了农民的可适用性。这样，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实难避免。因此，现在制定所谓的农民权益保护法对农民权益保护不但无济于事，而且只会加剧对他们更大的歧视和权益更大的侵害。
（一）农民权益保护立法实是对农民权益的侵害
那些热心的人士和深怀正义感的学者们为农民权益保护立法而奔走相告，实在令人感动。但是任何事情，尤其是法律制度如果没有经过理性思考就匆匆得出结论必定会给人们带来遗憾，甚至是事与愿违。在中国，很难走出“越是重农，农民越穷；越是丰年，农民越苦”的怪圈，中国“农民问题”的历史已纪证明了这一点。主导秦朝国策的法家焚书坑儒而唯“耕战”是务，把“上农除末”的调子唱得最高，但把农民逼得走投无路群起造反，以致成为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靠农民起义上台的朱元璋张口“朕本农民”，闭口“享我农师”。然而蒙他如此推重的农民们却发出了“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呼声。新中国成立后的50、60年代，我国农民从“同盟者”到“主力军”，从“民主革命的动力”到“蕴藏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从“亚洲的农民比欧洲的工人更先进”到“贫下中农上管改”。然而与此同时对农民的政策越来越咄咄逼人，农民的手脚越捆越死。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穷。倒是在改革以后，“主力军”的调子不唱了，“上管改”的荣耀没有了，农民的处境反而大大改善。 历史一再警告我们要警惕那些名义上是维护农民权益实是侵害农民权益的行为。
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的几项前提是：（1）由于农民权益的特殊性，需要法律的特别保护；（2）农民所获得的这种特殊法律保护一般高于或低于其他主体所获得的保护；（3）存在农民的特殊权益经常受到侵害的事实，且这种侵害是由于缺乏法律所致。
根据当前一些学者的观点，农民主要有以下几项权益：（1）经济权益，主要指财产权及与土地相关的权利等。（2）政治权益，主要指选举权和结社权等。（3）社会权益，主要指劳动就业权、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尽管倡导农民权益保护立法的学者提出了农民有如此多的权益，但是除开与土地有关的权益（这在农业法、土地法等法律法规中已作出明确规定）比较特殊以外，其余的各项权益没有一项是独属于农民，也没有一项是独属于“城里人”。也就是说，以上各权益（土地权益除外），都为每一个中国公民（当然包括中国农民）所拥有，农民权益没有特殊性。我们的宪法及其由此产生的其它法律设置的基础是全体中国公民，而不仅仅是为了“城里人”，这些法律理所当然为所有中国公民提供了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再去为农民权益单独制定一部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