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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关于印发《中长期渔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8 18:18:42  浏览:9317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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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关于印发《中长期渔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的通知

农业部


农业部关于印发《中长期渔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的通知

农渔发[2007]28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渔业主管厅(局):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和《农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提升我国渔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切实发挥科技对现代渔业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促进渔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我部制定了《中长期渔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中长期渔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

               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附件:
中长期渔业科技发展规划
(2006-2020年)

目 录

一、面临的形势 1
(一)渔业科技发展成就 1
(二)存在问题 4
(三)发展需求 5
二、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7
(一)指导思想 7
(二)基本原则 7
(三)总体目标 8
(四)“十一五”目标 8
三、重点任务 10
(一)中长期重点任务 10
(二)“十一五”期间重点任务 11
1. 主攻六大创新方向 12
2. 整合四大科研攻关项目 12
3.实施三大科技示范推广工程 15
4.开展四项公益性基础工作 16
四、保障措施 17
(一)加强对渔业科技工作的领导 17
(二)加大渔业科技投入 18
(三)加快构建新型渔业科技创新体系和推广体系 19
(四)创新渔业科技持续发展机制 20
(五)扩大渔业科技国际合作 21



当前,我国渔业发展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发展现代渔业对渔业科技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我国中长期特别是“十一五”渔业科技的发展思路、重大战略目标和任务,提升我国渔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切实发挥科技对现代渔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带动渔业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根据《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和《农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特制定《中长期渔业科技发展规划》。
一、面临的形势
(一)渔业科技发展成就
渔业作为农业的重要产业之一,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保障食物安全、优化国民膳食结构和提高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参与公海渔业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党的农村政策指引和科技进步的带动下,我国渔业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2006年渔业总产量5290万吨,占世界水产品总量的38%,比“九五”末增加1011万吨,增长25%;其中,养殖产量达3593万吨,占世界养殖总量的70%,比“九五”末增加1015万吨,增长40%;渔业总产值达到4433亿元,占农业总产值的10.5%,比“九五”末增加1720亿元,增长38.9%;水产品出口额93.6亿美元,占全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30%,比“九五”末增加55.7 亿美元,增长144%;渔民人均收入达6176元,比“九五”末增加1451元,增长31%。
我国渔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一是改革开放政策为产业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二是“以养为主”方针为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科技进步为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十五”期间,我国渔业科技成绩显著,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已超过50%。以品种培育、健康养殖技术为重点的科技攻关成效明显,以主导品种、主推技术为重点的渔业科技入户工程深入开展,渔业科研体系建设稳步推进,科研条件进一步改善,科技队伍素质不断提高,特别是在养殖、加工、捕捞和资源养护等重要领域,一大批科技成果得到应用,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水产养殖方面 。一是水产育种取得新突破。培育了“浦江1号”团头鲂、“黄海1号”中国对虾以及新吉富罗非鱼、“蓬莱红”扇贝等一批优良品种,对发展优质高效渔业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二是人工繁殖技术不断发展。大黄鱼、大菱鲆、南美白对虾、牙鲆、海参等一大批水产名优种类的育苗和养殖技术相继取得成功,丰富和优化了养殖品种结构,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三是养殖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工厂化养殖和抗风浪网箱等装备技术快速发展,促进了捕捞渔民的转产转业,拓展了海水养殖业的发展空间。四是以健康、生态为主要目标的标准化养殖技术得到发展。初步建立了疫病监测与防控技术体系,推广了多种健康养殖模式,环保型、功能性饲料得到应用,无公害、绿色产品逐渐增多。
在水产品加工方面 。一是水产品冷藏链保鲜技术快速发展,贝类、虾蟹类保鲜加工技术有所突破,淡水鱼保鲜、加工方法不断改进。二是我国水产品加工呈现出综合性、高值化、多品种的态势,形成以小包装、便利化、冷冻冷藏为主,调味休闲食品、鱼糜制品、生物材料、功能保健食品、海洋药物等十多个种类为辅的水产品加工生产体系。三是随着生物化学和酶化学及应用技术的发展,低值水产品和加工废弃物利用水平进一步提高,生产出海洋酶、壳聚糖、海藻化工制品等系列产品。
在捕捞与资源养护 一是海洋渔业资源专项调查和信息系统集成取得一批的研究成果,为渔业生产和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二是远洋渔业资源的开发,使鱿鱼、竹荚鱼、金枪鱼类成为我国远洋渔业的主要捕捞对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三是同时,中国对虾、大黄鱼、“四大家鱼”、鲷科鱼类、贝类及海珍品等经济种类的大规模增殖放流和底播增殖取得了明显效果,中华鲟等珍稀濒危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取得了明显进展,对养护渔业资源、保护水域生态、拯救濒危物种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长期渔业科技发展规划前期战略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渔业科技综合实力在国际上总体处于中上水平,其中,水产养殖业的应用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池塘养殖等部分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在基础研究领域落后于发达国家;捕捞业在技术和装备水平上均落后于世界渔业发达国家水平,特别是选择性捕捞技术明显滞后;水产品加工技术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总体上与世界先进水平保持同步,但原创性技术明显不足。
(二)存在问题
虽然我国渔业科技工作有了较大进展,但与渔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比仍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渔业科技总体投入不足,科技创新能力较弱。一方面渔业科研与推广投入相对不足,难以满足现代渔业建设对科技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渔业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尤其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薄弱,缺乏引领行业发展的原创性成果,加之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不够,致使一些制约渔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如水产良种、渔药(疫苗)、渔用饲料和渔业节能等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二是成果转化率低,科技与产业发展结合不够紧密。渔业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能力弱、技术成果产业化程度低,依然是制约我国渔业发展的一大障碍。由于一些研究内容与产业的需求关联度不高,产学研结合不紧密,以及推广经费短缺等原因,尽管每年都有几百项渔业科技成果问世,但真正在渔业生产和管理中得到应用的比例还不高,渔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入户率相对较低,存在着科技与生产“两张皮”的现象。
三是科技力量集成整合不够,缺乏行业统筹规划。目前,我国共有地市级以上渔业科研机构127个,涉及水产学科的院校10多个。由于这些机构分属不同条块,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指导,难以形成合力攻克渔业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难题,加之渔业科技立项选题与产业发展需求结合不够紧密,使得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难以根据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进行统筹规划。
四是水产技术推广体系薄弱,渔民科技文化素质不高。由于管理体制不顺、运行机制不活、推广方式单一、服务手段落后、经费渠道不畅、人员素质不高等制约推广体系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因而整个基层水产推广体系仍较薄弱。同时,渔民科技文化素质还相对较低,对新技术、新成果的吸纳能力较弱,渔民科技培训工作亟待加强。
(三)发展需求
建设现代渔业,促进渔业增长方式转变,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渔业科技进步支持。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到2020年我国农业科技整体实力要进入国际前列”的精神,要求渔业科技大幅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形成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技术体系,进一步提升我国渔业的国际竞争力。
食品安全对渔业科技的需求。随着我国人口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作为人民生活重要优质蛋白来源的水产品需求将进一步增长。但是,过度捕捞造成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受水域功能变化的影响,养殖面积也难以大幅增加。同时,渔业水域环境污染、养殖病害增多、渔药使用不规范等也严重威胁着水产品的质量安全。为此,只有依靠渔业科技进步,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渔业,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水产品质量,才能从数量和质量上实现水产品有效供给,保障食品安全。
生态安全对渔业科技的需求。我国水域生态环境污染状况不断加重,水生生物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占,生物灾害、疫病频繁发生,水域生态遭到破坏,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水域生产力不断下降,渔业经济损失日益增大。生态安全问题已严重影响我国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迫切需要加强渔业资源养护和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减少污染危害,开发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研究和推广适合不同区域生态安全的渔业生产和管理模式,提高渔业的生态安全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现代渔业发展对渔业科技的需求。现代渔业已成为各种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密集应用的行业,渔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和产业化发展,使其对科技的依赖程度在不断提高。因此,必须加快渔业科技进步,充分吸纳、融合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材料技术的新成果,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设施渔业和水产品精深加工业,降低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产成本,不断提高渔业的资源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引领和支撑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现代渔业发展。
渔业增长方式转变对渔业科技的需求。在当前我国水生生物资源衰退、水域环境恶化以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要实现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渔业增效与渔民增收,必须改变现有生产模式和增长方式,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资源、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应按照循环经济模式,加强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着力发展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质量安全、优质高效型渔业,推动渔业经济增长切实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渔民素质的轨道上来。
二、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渔业的战略目标,按照“自主创新、加速转化、突破瓶颈、提升产业、率先跨越”的指导方针,以提升渔业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加快关键技术突破、技术系统集成和科技成果转化,促进渔业增长方式转变,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增加效益、保障安全,为实现“确保水产品安全供给,确保渔民持续增收;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促进渔区社会和谐发展”的“十一五”渔业发展目标和扎实推进现代渔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二)基本原则
系统研究,突出应用。坚持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开发并重,突出制约产业发展的重大应用技术研究和技术集成,注重对国外高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和再创新,注重其他行业先进技术向渔业领域的延伸、交叉和融合。
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坚持渔业生产、资源养护和环境保护相统一,推进渔业科学研究全面协调发展,落实“以养为主”的方针,对养殖、捕捞、加工实行分类指导,重点突破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创新机制,凝聚力量。建立“稳定支持、适度竞争”的投入机制和“顶层设计与生产需求相结合”的立项机制,推进跨单位、跨区域、跨学科的渔科教、产学研的大协作,形成联合攻关团队与战略联盟,促进突破性成果的产生和创新效率的提高。
项目拉动,平台支撑。以国家“973”、“863”、科技支撑、国家基础条件平台、国家农业科技专项、良种体系建设工程和“948”引进计划等项目为切入点,带动渔业科技创新工作的开展;加强重点实验室和野外台站等技术平台建设,为渔业科技创新工作提供必要支撑条件。
(三)总体目标
到2020年,形成结构完整、运行高效的渔业科技创新体系,渔业科技的整体实力进入世界前列。渔业科技投入得到较快增长,科技成果转化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均达到63%以上,实现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的转变。
(四)“十一五”目标
到2010年,构建出渔业科技创新体系基本框架,渔业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50%以上,渔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在现有50%的基础上提高5个百分点,促进渔业集约化、标准化、产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建立较为先进的水产养殖动植物良种培育及苗种繁育技术体系,培育10个左右水产养殖优良品种或品系,水产苗种遗传改良率由目前的16.4%提高到21%以上。
——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和水生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水平明显提高,选择性捕捞技术、濒危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技术、水域污染防治和环境修复技术等研究成果得到有效应用。
——水产品加工与高值化利用技术明显提升,水产品加工的比例由目前的35%提高到45%以上。
——突破水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和重大疫病防控技术,开发6种以上水产动物配合饲料,研制4种水产疫苗,开发药残快速检测技术和新型替代药物,使重大疫病发生率由目前的22%下降到17%。
——渔业装备技术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渔业综合生产效率提高15%-20%,渔业综合能耗降低10%。
——实施5万个核心示范户主体培训,培训渔民100万人次;重点区域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入户率和到位率达到95%以上。
三、重点任务
(一)中长期重点任务
从现代渔业发展的全局和战略角度考虑,重点在水产养殖、水产品加工、渔业环境、水产品质量安全、渔业装备与工程以及渔业信息化等六大领域开展核心技术研究,促进我国渔业持续协调发展。
水产养殖发展领域。加强育种理论技术创新与应用,培育主导养殖种类优良品种,提高良种覆盖率;加快高效饲料、安全渔药和免疫制剂研发,加强养殖容量研究,建立环保、优质的养殖模式和技术体系,促进水产养殖方式的根本转变,提高水产养殖综合效益;加强集约化养殖设施开发和相关技术研究,提高设施渔业装备的现代化程度和科技含量,加快养殖业产业化进程。
水产品综合利用领域。开展水产品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和高值化技术研究,建立大宗、优势养殖水产品精深加工技术体系,全面提高我国水产品加工率,延长产业链;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原理与手段,建立水产生物产物资源研究和技术开发体系,为推动我国水产生物产业发展提供系统的科技支撑。
水生生物资源养护领域。加强渔业资源合理利用与保护的研究,积极研发和推广渔业资源增殖的新技术和新模式;加快建立科学的渔具渔法技术体系,强化水生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调查监测评估技术研究,建立水生生物资源栖息地生境修复技术;开展水域生态灾害防灾减灾、濒危水生生物保护技术的研究,合理养护、修复和保护水生生物资源;加强公海生物资源利用技术研究,开发新的渔业资源,丰富渔业发展内涵。
水产品质量安全领域。针对产地环境、生产投入品和生产过程,研究建立系统的水产品安全性评价和风险分析技术与方法,研究捕捞、养殖、加工和流通等主要环节危害控制技术,建立水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技术体系;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检测方法研究和标准制定,建立健全水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化体系、水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和监控技术体系,全面提高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渔业装备与工程技术领域。加强集约化养殖设施、水产品加工技术装备、现代远洋捕捞装备和综合配套技术以及渔业工程技术研究,进行新技术、新材料系统集成研究和技术运用,发展安全、节能、环保、系统配套性强、有利于产业化的渔业装备及设施,提高我国渔业装备和工程技术的总体水平,推动产业化进程。
渔业信息化领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加强渔业信息化技术开发与应用研究,建立渔业信息共享体系、渔业资源环境监测预警系统、水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和渔业生产智能系统,提高渔业信息化程度,为全面提高渔业宏观管理决策水平和渔业信息化综合服务管理效率提供系统的技术支撑。
(二)“十一五”期间重点任务
努力争取国家重大基础性研究、国家高新技术研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和社会公益性研究等计划对渔业科技的支持,重点部署、实施国家科技支撑、行业科研专项、“948”引进计划、跨越计划及农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等渔业项目。紧扣渔业发展重大技术需求,确定科技创新方向;瞄准渔业生产技术瓶颈,组织关键技术攻关;针对科技成果转化难题,实施科技示范工程;围绕渔业公益性服务功能,开展公益性基础工作;不断增强我国渔业科技创新与应用能力。
1. 主攻六大创新方向
为提高渔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引领和支撑现代渔业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紧紧围绕行业发展的重大技术需求,重点在“水产主导品种培育、重大疫病防控、健康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控制、水生生物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渔业节能减排技术”等六大方向上开展自主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努力解决渔业生产中的关键技术问题,为行业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2. 整合四大科研攻关项目
围绕“十一五”时期渔业中心任务和行业发展的重大科技需求,按照科技立项渠道和相关要求,在上述六大创新方向的基础上,整合提出“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水产品加工、水生生物资源评价与养护以及渔业节能减排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等四大渔业科研攻关项目,向国家有关部门争取支持,加快提升我国渔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切实发挥科技对现代渔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针对日益凸显的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以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和水域生态安全、促进渔业增效和渔民增收为目标,以优势区域布局为重点,以大宗淡水鱼、罗非鱼、对虾、贝类、鲆鲽鱼、大黄鱼、鳗鱼等主导水产品为主攻对象,以提升养殖全程质量安全水平为主线,加快品种改良和新品种推广,创新健康养殖模式,实行标准化养殖,突破水域生态调控、重大疫病防控、环保型配合饲料开发、水产药物(疫苗)开发、药物代谢与残留控制和水产品质量追溯等重大关键技术,加强技术集成与示范,建立水产品优质化、标准化、产业化生产模式,全面提升我国水产养殖产业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水产品加工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示范项目。针对水产品加工增值的关键技术难题,以渔业增效、渔民增收为目标,以提高水产加工品质量和增加水产品附加值为主线,以淡水鱼、海洋贝类、对虾等大宗和优势出口水产品为主要研究对象,大力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技术,重点研究水产品加工酶工程技术、微生物技术、冷杀菌技术、液熏技术和膜分离技术等高新技术,开发水产品深加工系列化产品和加工装备,配套完善加工生产线,提高水产品加工产业化水平,为增强我国水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提供技术支撑。
——重点水域水生生物资源评估与养护技术研究项目。为维护我国海洋渔业权益,保护我国专属经济区利益,重点研究我国与周边国家相邻海域和长江水生生物资源评价与养护关键技术,针对有重大经济价值和重要生态功能的水生生物种类,开展产卵场、育肥场、索饵场和洄游通道等关键场所的地理分布、种群结构、区系构成及其动态变化规律研究,探明经济物种的资源总量和可捕量,查明资源量变动状况,研究大型水利工程等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对水生生物资源关键要素的影响,开展珍稀濒危物种驯养繁育核心技术攻关,突破濒危水生物种保护关键技术,建立相关信息集成和共享系统平台,为养护和合理利用水生生物资源、保护水域生态环境、维护国家渔业资源权益提供重要支撑。
——渔业节能减排关键技术研究与重大装备开发项目。围绕国家节能减排战略和“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针对渔业高耗能产业节能降耗的重大技术需求,开展海洋捕捞渔船和集约化养殖节能降耗技术研究,设计适合我国海洋渔场特点和捕捞方式的系列化节能船型,研究木质渔船玻璃钢被覆改造技术,研制渔船主机节油、余热利用、循环水养殖节能型温度控制技术与装置,开发低阻力渔具和符合水产养殖特点的大流量低扬程水泵等新型节能设备。研究适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养殖减排技术。通过技术集成应用,使新建渔船单位捕捞产量能耗降低20%,现有渔船改造后能耗降低10%-15%,主要养殖装备能耗水平下降20%,新型循环水养殖模式降低能耗50%,努力实现养殖污染“零排放”,为实现渔业节能的国家目标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实施三大科技示范推广工程
充分发挥现有渔业科技创新体系的优势和作用,推动产学研相结合,以促进产业发展为目标,按产业链条进行集成创新和示范推广,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同时,按照“工作措施到村、上下联动抓户”的工作要求,以推广渔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和实施主体培训为关键措施,提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和渔民对科技的吸纳能力,促进渔业科技、信息、服务进村入户。
——现代产业技术体系研发示范工程。根据现代渔业的产业迫切需求和不同水域特点,以主导养殖品种为重点,以研发、熟化产业链条中重大关键技术为核心,进行良种良法配套,将优良品种、病害防治、饲料开发和利用、水质调控以及水产品加工和质量安全控制等技术进行组装集成和示范,使单位面积水域产出效率大幅提高,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和竞争优势得到明显提升。
——渔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以优势水产品和优势产区为重点,以加强科技示范户能力建设为核心,通过政府推动、市场引导、项目带动、专家负责、专人包户的形式,建立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池)、技术要领直接到人的科技成果快速转化长效机制和人、财、物直接进村入户的科技推广新模式。
——新型渔民科技培训工程。通过开展多渠道、多层次的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和渔民转产转业培训等,切实提高广大农(渔)民科学种养水平和转移就业能力,培养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渔民技术能人和科技示范户,全面提高农(渔)民科技文化素质,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4.开展四项公益性基础工作
进一步强化渔业科技公益性职能,系统部署渔业科技公益性、基础性工作,构建我国渔业公益性基础工作的有效工作体系、完善技术体系和稳定工作机制,全面提升渔业公益性基础性工作的科技支撑能力。
——渔业资源监测。围绕《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加强渔业资源监测理论研究和技术体系构建,提高我国渔业资源监测水平。开展我国海洋、内陆水域及主要远洋渔业作业海区水生生物资源的长期常规性监测与评估,提出资源合理利用、保护和增殖的有效措施。
——渔业生态环境监测。加强渔业生态环境监测技术研究,建立和健全渔业环境监测技术工作体系,开展我国近海、主要江河流域和大型湖泊渔业水域生态环境持续性监测,提出环境污染对渔业水域生态的影响及应对技术措施。
——渔业标准研究。围绕水产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加快水产品质量安全、水生动物防疫等重要水产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加强标准研究、宣贯和实施,强化渔业标准化人才建设,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促进我国渔业标准与国际接轨,努力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国际规则的渔业标准化体系。
——渔业管理研究。以提高渔业管理决策水平和管理效率为目标,加强渔业经济管理和发展战略研究,为渔业发展与管理提供决策依据。拓展现代信息技术在渔业领域的应用,建立我国渔业信息基础平台和渔业信息服务体系,提高渔业管理信息化水平。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对渔业科技工作的领导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把渔业科技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凝聚力量,按照新时期渔业科技的指导方针,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渔业科技发展规划,明确工作任务和目标,采取有力措施,逐项抓好落实,力争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与推广应用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全面推进渔业科技进步。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强化创新意识,加强对科研、教学和推广单位的工作指导,继续深化改革,积极探索和总结产学研相结合的渔业科技创新模式,加强各类渔业科技计划项目的组织申报和监督实施工作。
加强对渔业科技成果的宣传、教育和推广普及工作,充分利用公众媒体宣传渔业科技、政策、法规知识,推介最新科技成果,充分发挥科研、教学、推广单位和学术团体等组织在科普宣传中的作用,提高渔民对科技成果的主动利用能力。
进一步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加快造就一批科技领军人才、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团队,尽快形成一支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渔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加快培养一批通晓业务、擅长管理、具有战略眼光和全球视野的管理人才,尽快形成一支适应全球化竞争的管理人才队伍;加快培养一批高素质的技术推广人员和科技示范户,尽快形成一支适应现代渔业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水产技术推广队伍和渔区实用人才队伍。
(二)加大渔业科技投入
积极争取国家财政对渔业科技的稳定支持,争取渔业科技投入占农业科技总投入比例较“十五”期间明显提高。整合现有各项建设投资和财政专项资金,重点向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方面倾斜。
积极组织和参与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实施,积极争取扩大国家科技支撑计划、“863”计划、“973”计划、科技基础平台计划等项目在渔业方面的份额。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荐和有效组织优势科技力量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积极参与各项农业科技计划的组织实施。认真组织参与“948”引进计划、农业科技跨越计划、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公益性农业行业科研专项的实施,积极争取扩大渔业科技项目所占比重。
各级渔业行政部门要通过多种渠道,积极争取地方财政加大渔业科技投入,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工作。同时,鼓励和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逐步形成以政府投入引领、企业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多渠道、高效率的渔业科技投入新格局。
(三)加快构建新型渔业科技创新体系和推广体系
构建新型渔业科技创新体系。按照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统一布局和有关程序,充分认识渔业科技工作的公益性、区域性和稳定性特征,通过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投入和科技创新项目的带动,以任务带团队,以团队促网络,以网络建体系,积极整合和优化配置现有各级渔业科技优势力量和资源,分别纳入国家基地、区域中心、试验站和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加快构建符合现代渔业发展需求的新型渔业科技创新体系,显著提高创新能力和效率。
完善基层水产技术推广体系。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的意见》精神,根据新阶段渔业经济发展的需要,按照“强化公益性职能、放活经营性服务”的要求,通过明确职能、理顺体制、优化布局、精简人员、充实一线、创新机制等一系列改革,逐步建立起以国家水产技术推广机构为主导,以渔区经济合作组织为基础,渔业科研、教育等单位和企业广泛参与,分工协作、服务到位、充满活力的多元化基层水产技术推广体系。
健全渔民科技培训体系。积极推进将渔民科技培训工作纳入全国农民科技培训体系,充分发挥各部门渔业技能培训中心、职业技能鉴定站、科研院所、水产院校和社会各方的力量,开展渔业科技教育培训,建立由政府组织、渔业部门主导、农(渔)科教结合、社会广泛参与的渔民教育培训网络系统,不断提高渔民的科技素质和水平。
(四)创新渔业科技持续发展机制
完善渔业科技投入的绩效评估机制。紧紧把握国家加大对包括渔业在内的农业科技投入的大好形势,积极探索和完善投入产出绩效评价制度,规范经费的使用和管理。优化科研基地、人才队伍和科研条件等方面的资源配置,发挥财政投入的最大效益。逐步建立科技经费投入的绩效考评制度,加强对项目实施过程的跟踪管理和目标考核,科学评价项目执行效果,提高科技创新效率。
优化渔业科技项目的立项机制。完善和优化渔业科技决策咨询制度,加强对重大渔业科技问题的统筹协调和重大科技项目的科学论证。重视前瞻性、公益性和基础性科技项目的长期稳定支持,明显提高对制约产业发展的重大突发问题的应急科技支撑能力;进一步强化应用性科技项目的顶层设计与生产需求紧密结合,逐步实现科技选题“从生产中来,到生产中去”。
完善分工协作和联合攻关的机制。围绕国家渔业发展的重大技术需求,按照“资源共享共用、权益合理分享”的思路,整合各类资源,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系统内外相关渔业科研、教学以及企业单位的积极性,以任务分工为基础、以权益合理分配和资源信息共享为核心、以合作项目为纽带,形成跨单位、跨区域、跨系统的渔业科技创新团队和协作网络,构建全国性渔业科技创新共享平台,促进农科教、产学研紧密结合,争取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突破性大成果。
(五)扩大渔业科技国际合作
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科学研究计划,引进和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继续保持我国渔业科技创新的优势领域,增强科技竞争实力和科技持续发展能力;继续实施渔业技术与人才引进计划,主动加强与国际组织、发达国家在资源、技术、智力、项目和实验基地建设等方面的科技合作与交流,按照互惠互利原则,充分吸纳国外资金对渔业科技的开发。加大实施渔业“走出去”战略,建立稳定、通畅的国际合作渠道,扩大对外开放;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到国外开展项目合作,增强科技竞争的实力和科技发展能力;鼓励科研院所、教学单位和龙头企业向国际化方向发展,进一步开拓渔业技术和产品的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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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规定

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规定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日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的管理,确保工程质量,提高经济效益,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经计划部门批准,建筑面积一千平方米以上(含本数,下同),或工程造价二十万元以上的新建、扩建、改建工程的建设,必须实行招标投标。


 第三条 凡领有营业执照、技术资质等级证书的施工企业和工程承包公司,可申请参加与其技术资质等级相应的工程投标。


 第四条 各级建设委员会(以下简称建委)负责对建设工程招标工作实施管理、检查和监督。


 第五条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工作视工程规模和隶属关系实行分级管理:
  (一)中央和省属项目中,大中型建设项目、重点建设项目和单项建筑面积五千平方米以上的民用建筑,由省建委管理;其它项目由省建委委托主管部门或有关市(地)、县建委管理。
  (二)市(地)、县属项目,分别由各级建委管理。
第二章 招标




 第六条 建设工程招标由建设单位或总承包单位(以下统称招标单位)负责组织。招标单位无力组织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委托其他能承担招标工作的单位负责组织。


 第七条 建设工程须具备如下条件方可招标:
  (一)工程已列入省、市(地)、县的年度基建计划;
  (二)工程设计文件和概预算业经批准;
  (三)有满足工程施工进度需要的资金来源,自筹资金已按规定存入建设银行;
  (四)领有城镇规划部门核发的建筑许可证;
  (五)已完成招标资料等准备工作;
  (六)已确定招标形式和投标企业技术资质等级。
  符合上述条件的,招标单位应按第五条规定申报,经批准后招标。


 第八条 招标单位应制作招标文件,其主要内容有:
  (一)建设工程投标须知;
  (二)建设工程综合说明(包括工程地址和工程结构,工期和技术要求,材料设备供应方式,验收标准,以及供施工单位使用的场地、供水、供电、道路、通讯等情况);
  (三)建设工程施工图纸及设计说明;
  (四)实物工程量清单;
  (五)现场勘察、招标交底、送标、开标的时间和地点;
  (六)其他要约条款。


 第九条 招标应采取公开招标方式,特殊工程经建委批准可采用议标或邀请招标方式。实行公开招标的应发招标广告。


 第十条 招标单位可从工程投资中提取少量资金(数额由招标单位提请主管部门核定)作招标活动经费,及适当补偿落选的投标企业。
第三章 投标




 第十一条 参加投标企业应在招标通知规定的时限内报送投标申请书,并提供下列资料:
  (一)企业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营业执照(副本),技术资质等级证书和开户银行帐号;
  (二)企业所有制性质和隶属关系;
  (三)企业成立时间,现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技术力量和技术装备,过去承建的主要工程完成情况等。


 第十二条 招标单位对各申请投标企业进行资格审查,从中选择不少于三家参加投标,按第五条规定报经批准后,向投标企业发送招标文件。
  实行议标或邀请招标的,按上述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投标企业接到招标文件后,应按招标文件要求编写标函,加盖本企业和法定代表人印鉴,密封发送招标单位。标函一经送出,不得修改。
第四章 标底




 第十四条 工程标底由招标单位编制,也可委托工程设计和咨询公司、建设银行、标准定额站等有能力的单位编制。
  编制标底的依据是:
  (一)工程设计文件、概预算和招标内容;
  (二)国家和省有关定额和规定(定额缺项的按有关管理方法补充制订);
  (三)建筑安装材料预算价格(包括基建主管部门定期发布的调整价格);
  (四)现场施工条件。


 第十五条 标底编制后,按第五条规定,由各级标准定额站、工程主管部门和建设银行共同审定,报建委备案。各方意见不统一的,由建委裁定。


 第十六条 开标前要严守标底秘密,如有泄漏,对责任者要严肃处理。
第五章 决标




 第十七条 招标单位应组织投标单位和标准定额站、建设银行、建委、建设工程主管部门等单位参加,当众启封标函。


 第十八条 招标单位会同工程主管部门、建委和标准定额站、建设银行等共同分析各标函,评出中标企业。各方意见不统一的,由建委裁定。


 第十九条 评选中标企业应根据如下基本条件:
  (一)能保证工程质量和建设工期;
  (二)技术措施和施工方法能满足工程建设要求;
  (三)评定中标价以标底价加减百分之五的范围为限;
  (四)能遵守工程合同及其他条款。


 第二十条 如各投标企业的投标价均超过前条第(三)项规定范围,分别按下列方法处理:
  (一)属标底价不确切的,应复核调整标底价后,评定中标企业;
  (二)标底价无误的,由评标单位选择条件最好的投标企业为中标企业;
  (三)改为议标方式评定中标企业。


 第二十一条 招标单位将决标结果按第五条规定上报批准后,应即给中标企业发出中标通知书,同时抄报建委备案。
  中标通知书一经送出,招标单位不得改变中标企业,中标企业不得拒绝承担中标工程任务。


 第二十二条 中标企业应在接到中标通知书之日起十五天内,按双方协商一致的条件与招标单位签订工程承包合同。
  工程承包合同须报送建委和经办建设银行备案,经办建设银行根据合同监督拨款。


 第二十三条 中标企业必须自行完成中标工程主要部分的施工,附属或专业性较强的部分工程,可分包给其他施工企业,但中标企业必须向招标单位承担分包工程的技术、质量和经济责任。


 第二十四条 中标企业不得将工程分包给技术资质等级不适应的施工企业,不得转包工程牟利。
第六章 奖惩




 第二十五条 对执行本规定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建委给予表扬或奖励。


 第二十六条 对违反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任方应按中标价格的百分之二给对方赔偿经济损失。


 第二十七条 招标单位不得向投标企业收取回扣和索贿;施工企业要严格按规定投标,不得行贿。违者,依法予以惩处。


 第二十八条 对在招标投标中弄虚作假、营私舞弊者,由有关主管部门严肃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各市(地)可根据本规定制订实施细则,报省建委备案。


 第三十条 本规定解释权属广东省建委。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论宪法的自主性发展

[英 文 名] On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f Constitutional Law
[内容摘要] 宪法的现代化应当是基于宪法自治性和自足性的宪法的自主性发展,它需以消除宪法的政治化、道德化倾向,淡化意识形态色彩,避免与一般法律的混同为前提,并通过健全和完善宪法的自我发展机制来实现。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宪法适用、创设宪法惯例和加强宪法学研究是推进宪法自主性发展的五条基本途径。
[关 键 词] 宪法 现代化 自主性发展 自我发展机制
[作者简介] 谢维雁(1968-),男,重庆市忠县人,法学硕士,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律系教师。
[通讯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文化西路180号, 邮政编码:264209
[电子信箱] xwyan3721@sina.com xwyan3721@hotmail.com



引言

笔者曾断言:我国宪法“已有的发展多半不是来自宪法本身及宪法实践,而是来自政治及其他法律发展后的推动作用。” 我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都是通过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一开始就带有直接的功利性。其中,法律特别是宪法更是被当作推动社会进步和改造社会的工具。由此,形成了以制定宪法及据此建立起来的民主宪政制度为手段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思路。从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到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再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宪政”,都潜在地认同了这一理论前提。在历经戊戌变法失败、北洋政府官场失意后,晚年梁启超深感中国国民水准太低无法搞议会政治,极力批判民初“抄袭几条宪法,便是立宪;改一个年号,便算共和”的肤浅做法,转而提出“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并“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作为一条新的救国救民的“阳光大道”的主张。 孙中山说:“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这个方法,就是实行五权宪法。” 在他弥留之际,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的遗教,表明他的五权宪法尚未真正实行。按照“新民主主义宪政”确定的方向,1949年我国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分别制定了四部宪法,对1982年宪法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三次修正,目前对1982年宪法的第四次修正正在酝酿之中。但一个很显著的事实是,以宪法作为推进现代化手段的思路仍然并不奏效。时至今日,现代化依然是水中月、雾中花,宪政仍然只是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梦想。

因此,我们必须理性地反思将宪法作为推进现代化的手段这一思路的有效性。总的来说,这一思路的根本症结在于:忽视了宪法本身的价值目标和发展规律,使宪法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性。

本文拟从宪法现代化的角度,探讨宪法的自主性发展问题。


一、对宪法自主性发展的法理解析


宪法的现代化应当是建立在宪法的“自主规律性” (简称自主性)基础上的发展。宪法在社会共同体中的主导地位一经确立,即意味着社会共同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要受到宪法的规制。只有建立在“自主规律性”基础之上,宪法的发展才具有实质意义。也即是说,只有拒绝迎合充当合法化或政治操纵工具的要求,并尊重自身发展规律时,宪法才成为了自身。宪法的现代化不应当仅仅被看作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改造社会的工具,或者仅仅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推动下被动的“适应性”变革。

宪法的自主性来自于宪法作为法律所具有的自治性与自足性。法律具有相对于政治、宗教力量的自治性是西方法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法律被认为具有它自己的特征,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自治,当然持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西方。” 就西方而言,法律自治的传统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独立的法律规范体系;二是独立的法律机构;三是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四是独立的法律职业;五是独立的法学与法学教育。 基于宪法对于一般法律的优先性,笔者认为,宪法不仅应有自己独特的内在逻辑,而且还应当具有比一般法律更强的自治性。一般法律的自治性须借助于法律系统的整体运转才能实现,而宪法内在地包含了一个由制宪、修宪、行宪、护宪等环节构成并有其自身规律的、内部和谐一致的宪法运行机制。这是一个以宪法为中心的、完整的圆环体系,宪法在其中得以创制、得以实现,而无须借助“外力”。 宪法的自治性意味着宪法还必须是自足的,即宪法具有能使自身得以实现的手段。宪法的自足性应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具有内容健全、逻辑结构完整的宪法规范体系;二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并由法律赋予特定权力的宪法适用机构;三是对宪法行为具有独立的评价系统,即要有一套独立的价值标准;四是存在一套独特、完整、内部和谐一致的宪法理论及与此相适应的话语系统。

卢曼对法律的系统自主性的分析显然有助于加深对宪法自主性概念的理解。卢曼从系统的功能主义的角度分析了法律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的事实性的自控维持过程。在卢曼看来,如果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在功能方面分化的系统,那么,就可以把法律系统设想为这个社会系统的一个功能上的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相应地具有一项功能,这种制度安排要求每个子系统都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子系统能够在功能上代替它。因此,子系统的自主性(对这个系统本身来说)不是一个期望实现的目标,而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必需具备的属性。” 同时,这些“社会的各个功能子系统始终都是一些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tial)系统:它们预先假设并且复制(reproduce)出它们自己。它们通过对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安排布置来设立它们的这些组成部分”,“这些系统能够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调节”。 总之,卢曼的法律系统“是功能分化的、自我指涉地运作的、仅仅根据自己的代码来加工外部信息的,并且是自我再生产的。”

宪法的自主性也应当是通过宪法系统的自我组织、自我调节和自我再生产来实现的。宪法自主性的前提,是宪法被承认为具有独立的、普世的原理体系,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因此,宪法的自主性发展是指,在宪法学普遍原理的指导下,宪法根据自治性的要求,建立、健全自足性机制,按照自身发展规律所进行的现代化过程。宪法自主性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总的说来,宪法自主性发展的形式条件是:(1)法律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治性得以确立。(2)一套独立、健全、完整的宪法实施或适用机制已经建立。(3)已经存在一套比较成熟、内部协调且在一定时期获得公认的宪法理论,这套理论包括定型而特定的思维方式,独特的内在逻辑,对绝大多数宪法现象都能予以自洽性说明的、完整的解释体系。(4)存在一个矢志宪法研究、独立、稳定而成熟的宪法学家群体。宪法自主性发展的实质条件是:宪法必须确立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价值目标,体现权力制约的基本精神。


二、宪法自主性发展的维度:在政治、道德、法律及意识形态诸领域之间


宪法是人类文化传统中政治、道德、哲学、宗教、意识形态及关于法的观念等各种因素综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因素对宪法的出现都产生过影响。有的因素如宗教在宪法的形成过程中甚至起到了在现代人看来不可思议却又是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哈佛大学弗里德里希教授所论证的,宪政论“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 但宗教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宪法形成的初期。哲学虽然对宪法的整个历史都会产生影响,但它多是间接的,比如柏拉图主张“哲学王”的统治一旦实践可能会消解宪法的功能而导向人治;任何一部宪法都建立在某种哲学基础之上,等。而基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及法律方面的观念却常常轻易地使宪法变得面目全非。因此,保持独立性与中立性,即划清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的界限,正确处置与一般法律的关系,是宪法自主性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避免宪法的“非法化”倾向。

所谓宪法的“非法化”,是指不把宪法看成是法律的种种观念或倾向,其中主要有宪法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道德化倾向。并非只要所有论证都依附于宪法文本、都使用宪法语言,宪法的自主性就得到了保障。由于“法律之运用越来越无法不明确诉诸政策性论据、道德论证和对于诸原则的权衡”,道德代码和权力代码的内容也进入了法律代码之中。 因此,哈贝马斯指出,法律的系统自主性具有批判性价值,他的意思是说,“法律的系统自主性,是以它反思地自我导控、并且与政治和道德划清界限的能力作为基础的。” 划清与政治、道德的界限,凭借一己之力与一己之手段维持自身的独立性,是宪法自主性发展的原初意义。

1、确保政治在宪法之下,避免宪法过度政治化。

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尼克提出了社会变革的三种法律模式: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这三种类型既有重叠之处,又表现出发展的阶段性或连续性。诺内特和塞尔尼克将法律与政治的分离视为自治型法的主要属性之一: “法治模型的一个基本特征以及机构自治的一种保障,就是政治意志与法律裁判的分离。法律被抬到政治‘之上’;也就是说,人们认为实在法所体现的准则,是为传统或宪法程序所证实的公众认同已经消除政治论战的那些准则。因此,解释这种法律遗产的权威必须保持与权力斗争隔离和不受政治影响污染的状态。”

因此,宪法与政治的分离势所必然。诚然,与一般法律相比较,宪法确实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因为,宪法确立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与核心政治原则,有学者由此也把宪法称为“政治法”。 但我们必须明确,宪法不是政治本身,而只是政治的反映,是政治(或权力)运行的规则。对宪法政治性的过分强调,而导致宪法的政治化,将严重妨碍宪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危及宪法的法律性和权威。“法律效力高于统治效力”是西方法律传统中的重要原则之一,“因为虽然通过法律秩序提供的恰当渠道,政治意志可以得以合法地表述,但政治却不得推翻法律秩序。” 伯尔曼在对“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历史性考察之后,得出结论:“虽然直到美国革命时才贡献了‘宪政’一词,但自12世纪起,所有西方国家,甚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法律高于政治这种思想一直被广泛讲述和经常得到承认。” 可见,宪政通过使被统治者免于遭受统治者强行意志的行使来保障个人自由,但这又必须通过使政治权力服膺于法律特别是宪法来实现。因此,不仅宪法应当与政治保持应有的距离,而且还必须确保政治在宪法之下。对于那些不可避免要纳入宪法架构的政治问题,则必须经过严谨的论证,并被冠以宪法规范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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